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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不小。”
周鸣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敲。
“农村改革是篇大文章，涉及土地制度、基层组织、產业结构、人口流动、观念变迁方方面面。
你想从哪个角度切入？或者说，你的核心关怀是什么？”
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內行，也相当直接，甚至带有一丝考校的意味。
但比起之前那种居高临下的评判，更像是一种平等的、专业的探討。
顾寻没有迴避，清晰答道：“核心关怀，是记录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普通农民具体而微的命运轨跡和精神图景。”
“我不想把它写成政策图解或成就宣传，而是想通过几个典型人物和家庭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选择，展现变革的复杂肌理、取得的实绩、面临的困境，以及人性在其中的坚韧与微光。”
他顿了顿，补充道：“角度上，会尝试城乡互动的视角。
不仅写农村內部的变化，也写农村与外部城市的勾连与碰撞，试图更完整地呈现这场变革的社会全景。”
周鸣听得很认真，等顾寻说完，他沉吟片刻，才开口道：“这个立意有格局。
城乡互动，这个视角確实能打开更丰富的敘事空间。”
他话锋一转。
“不过，农村题材写作，容易陷入两种窠臼：一是沉溺於苦难渲染，流於表面化的诉苦文学；二是沦为政策传声筒，失却文学本身的审美品格和批判力度。
你怎么看？又如何避免？”
这问题更尖锐了，直指农村题材创作的核心难点。
旁边的刘建军都屏住了呼吸，王维也放下了笔。
顾寻神色不变，略微思考后答道：“我认为关键在於，是否真诚而深入地理解了苦难的复杂构成，以及是否將人而非政策置於敘事中心。”
“我理解的苦难，不仅仅是物质的匱乏，更是精神上的困顿、选择上的艰难、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撕裂感。
写它，不是为了展览痛苦，而是为了呈现人在其中的尊严、韧性、智慧和微小的胜利。
就像我写《坡上宴》，重点不是乡亲们多穷，而是他们在极端困难中依然愿意押宝於一个孩子未来的那份深沉情义和集体期盼，那是苦难中迸发的人性光辉。”
“至於避免成为政策传声筒。”
顾寻继续道。
“我认为作者需要保持独立的观察和思考。
政策是背景，是推动力，但落到具体人物身上，会產生千差万別的效果和反应。
好的作品应该呈现这种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將人物命运与政策效果直接掛鉤。
要写出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性知识，基层的变通、扭曲、创造，以及普通人在其中的適应、利用或无奈。”
周鸣听著，眼神中之前的审视渐渐被一种专注的思索取代。
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有道理。
地方性知识这个词用得好。
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確实存在巨大的张力空间，这是文学可以深耕的富矿。”
他身体微微前倾，似乎来了谈兴：“你刚才提到城乡互，具体在敘事上怎么体现？比如，你设计的人物，会如何与城市发生关联？”
顾寻见他问得具体，便將自己构思中的几条线索简要说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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