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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我是个乡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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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岁的时候,外公和姥爹(爷爷)都还活着,我喜欢听他们讲和村子背后山上的彝族人打仗的故事。
外公是共产党员,姥爹担任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个人身份的不同,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关于战争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外公说彝族人很凶残,他们有枪,被他们抓去的俘虏从来没有健康的回来,要么死了,要么残了。
姥爹眼里的彝族则温和些,我记得无数个天空被夕阳染红的傍晚,姥爹坐在屋檐下,手拿长柄烟斗,我给他的烟斗里添上烟叶,他一边咂嘴一边开始讲:“山上那些老彝教嘛,有啥子嘛,就是有点不要命嘛……”
姥爹从不认为和彝族人的冲突是“战争”
,他们只是来抢汉人的牲口和钱财,抢到了就跑回山顶去了,姥爹也有枪,他不怕他们。
当然,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故事了,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直接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的枪和姥爹的枪都交给了政府,彝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冲突慢慢消失。
到我能记事的时候,每到赶场天,家门口总有彝族同胞来来往往,他们身上特殊的气味混合着咿哩哇啦的彝语塞满了我整个童年。
我出生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边陲的一个小村庄,小村庄地处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再往山顶的方向爬两个小时就是行政区划在凉山州的彝族村寨了。
虽然属于凉山,但这些彝族村寨更靠近我们,他们但凡有商业上的需要都会往我们这边跑,彝族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成长里从不缺席的一部分。
“老彝教”
,我们那儿的人从来都是这么称呼彝族人的,“彝族”
这个说法太过文雅,放在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就有点奇怪。
一九八五年,爸爸是酒厂老板,我妈在我家院子里开了个商店,除了卖酒,也卖些副食布匹什么的,来商店买东西的人,有一半是彝族。
赶场的时候,背一筐洋芋下山卖给汉教(彝族人也这么称呼我们),再到商店里买酒喝到太阳落山,临走时给老婆孩子带一包水果糖一块棉布,这是每个彝族人最享受的一天。
那个时候,我家院子里常常挤满了彝教,他们大多席地而坐,几个人围坐一堆,每个人手里捏一瓶白酒,面前摆着一封红糖饼,吃一口红糖饼再举起酒瓶喝一口酒,然后嘴里发出“啧啧啧”
的感叹,个个快活得像神仙。
神仙们喝完酒就该回家了,但常常有人喝完还想喝,这就又来买,有的人没钱了,就把一开始给老婆孩子买的棉布糖果退掉换成酒,这些又喝完了怎么办?这时候就有人对着我妈喊汉话:“阿么老板娘喂,先赊起要得不?阿么,要得嘎?”
我妈通常是同意的,她如果不同意,彝教们就去找我爸,我爸爽快得很,二话不说就把酒给人了。
喝醉了的彝教走路东倒西歪,村子里的小孩子都有些怕他们,不过他们一旦借着酒劲唱起山歌来,小孩子们就围拢上来跟着穷开心。
那歌声准确地说是喊声,是从身体内部崩裂出来的带着一点曲调的喊声,通常是这样开始的:“阿么次朵—朵乐嗨……”
也有喝醉了打架的,他们自己打,也和汉人打,奇怪的是,不管喝得再醉也不会在我家院子里打,打架的地方通常是村口那棵老榕树下,那棵老榕树长在路边的高处,不少人打着打着就从高处滚下去了,这场架就算是打完了。
过不了多久呢,又看见打架的人结伴来我家买酒喝啦。
彝族女人也来赶场,比起男人们,她们要含蓄些,她们对汉人世界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而且她们总是那么直接地展示她们的好奇。
比如,她们喜欢盯着我看,一直盯着,怎么说呢,仿佛一个穿对襟衣服的汉族小孩不是人,而是一个新奇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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