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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悲剧的第二等结构，只是因为“这种快感不是悲剧所应给的”
而最终未予重视[86]。
王国维后期也于无意中透露过这种想法，比如，他大力称赞《赵氏孤儿》是“世界大悲剧”
[87]，而实际上该剧最后是以朝廷主持公道，皇帝一道令下，赵氏孤儿终于报仇雪恨，使人人都很满意，连奸贼自己也承认这体现了天理良心的结局。
二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用对悲剧进行规范的办法，悄悄地将正剧说成悲剧。
当然，这又只能蒙混过关并在理论上陷入困境。
第四，如果既按道德、正义原则确定了悲剧，又在非道德非正义的悲剧面前放弃了对道德、正义的信仰，认为非道德非正义倒是宇宙人生的真理，那么悲剧只能使人悲观绝望、自杀，力求解脱，或者从此学会无恶不作，又是必然结果。
因此，依道德、正义原则确定悲剧性质，会使人们面对悲剧时产生种种大有分歧的心态：或者否定、拒斥悲剧，或者限定人们对悲剧的评价，或者以不同形式的正剧代替悲剧，或者悲观绝望，或者学会邪恶。
最终与道德、正义信仰以及信仰的程度相关。
一般认为信仰是指：
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
信仰显然是一种由内省产生的现象，它或者是一种智力的判断，或者如18世纪苏格兰不可知论者D.休姆所主张的，是有别于怀疑感觉的一种特殊感觉。
信仰因其肯定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推测、意见或坚信。
只有在对信仰者来说一个命题显然是真的时，信仰才能变成知识。
相信某人或相信某件事，与相信某一命题是真实的，是基本上不相同的两回事。
[88]
信仰无法争论，它有等级差别。
要将信仰变成一种大一统的知识几乎不可能。
因而，从道德、正义原则去确定悲剧性质就只能对人们各自的反应、各自的信仰抱宽容的态度，否则，人世间的纷争将永无已时。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朱光潜都认为“恶有善报”
不能构成文艺悲剧。
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最不合悲剧性质”
，“既不能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又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
，朱光潜则“姑且承认”
它是“非悲剧性”
的。
实际上，从道德、正义的立场上看，“恶有善报”
恰恰是人类社会最严重的悲剧之一。
“窃国者侯”
“强权就是公理”
等等广泛流传的“名言”
就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恶有善报”
是比“善有善报”
更具普遍性的现象。
问题是应该正视它，不能为维护道德、正义原则而掩盖它。
人生更严峻的问题也许是：如果“善有恶报，恶有善报”
是普遍现象，人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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