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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
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蹿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
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
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0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瀬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著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
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
否则，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正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证实。
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成就不止一次咬定中国贫油。
1915年至1917年，李有盛名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探个究竟，出资300万美元，在当时认为中国惟一可能有油田的陕北一连打了七口井，结果才沾了一点油腥儿。
美孚石油公司总栽得知后，大发雷玆，发誓绝不再踏进太平洋东岸一步。
30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算是个小数，洋老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固一肚子气，他自然不愿做这等赔本买卖。
玉门虽然打出了油，但中国到底是否真有大油田，是否真需要将极为有限的资金投人到大海捞针般的石油地质普査中去，当时地学界和社会上对此分歧严重，有人甚至称在中国找油是玩儿戏，说什么大敌当前，玩此等儿戏，误国殃民。
作为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汲清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坚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指出：世界上重要油田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东半球的古地中海区域，大体是东西方向延展；二是西半球的太平洋山地区域，大体是南北方向延展。
两者油田的生成都在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而以第三纪为主……则吾国石油前途，虽不及美、苏，但亦可达到自给自足之境地！
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平。
然而读者应当特别注意，黄汲清说此番话的时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42年见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煤与石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否定了西方权威们的悲观论调，而且从战略匕为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崛起指出了影响社会国民发展的石油工业革命方向。
我将它引于本文，其目的是想说明，把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安在黄汲清头上是当之无愧的，以及它与后来发生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
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
在可以把扼杀了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里，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清勇敢而坦**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之所以坚信，其原因也在于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
黄汲清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脹重重困难，致力于研究与实践。
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罗盘与锤子，组织地质调査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
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査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
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的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査和矿产普查工作。
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气田。
黄汲清在威远这一中国第——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发现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功劳。
为了实现天然气在中国的首次重大突破，早在1938年，他就曾带队在威远勘探，获得了气田的详尽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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