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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先生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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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着眼于论著，恐怕很难认定谭其骧先生对历史文化地理领域有多少不得了的贡献。
在他的文集中，仅《长水集续编》收录有一篇《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算是专门的历史文化地理论文。
其他的，就都只是顺带涉及了。
比如，在1990年冬复旦主办的一次国际性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他做了一个《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该报告经充实后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为题揭载于《历史地理》第10辑，即以会上报告内容为上篇，原拟就人口、政区、文化三个专题各举一些实例作为下篇，但受制于健康因素，只写成了第一部分。
这样，该文中涉及历史文化地理的也就只有上篇的寥寥数语。
类似情况在谭先生其他一些文章中也多少有一些。
然而，从学术史角度衡量一个学者的贡献，显然不能局限于本人亲自撰著的文本，更应该看到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水平层次越高的学者往往越如此。
在现在引人注目的历史地理学各分支中，历史文化地理的情况有点特别。
其他领域，包括像谭先生这样从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家原本不擅长的历史自然地理领域，以及传统沿革地理根本不涉及的历史经济地理领域，都在五六十年代就打开了局面。
而历史文化地理，也许是1949年以后整个地理学向苏联模式“一边倒”
，举凡人文学科都受到禁锢的缘故，直到1980年以后才有专门的论著出现。
谭先生对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关注是很早的。
他在上海暨南大学读本科时受到潘光旦先生影响，对移民史产生强烈兴趣。
其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写了约7万字。
1930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后，他决定按省区开展深入研究，1931年撰成《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作为其毕业论文（两年后改题为《湖南人由来考》）。
从关注各省区居民的成分及由来，不可避免地也就注意到族群、文化问题。
1933年，谭先生撰成《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在篇末提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
（《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与此同时，谭先生也注意从断代的角度进行研究。
1934年他发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提出：“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
（《长水集》上册，第199页）
这样的学术经历，使得谭先生在思考各地的人文差异时，在在注意到其文化上的表现。
谭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时的导师是顾颉刚先生。
顾先生对谭先生关于历史人口、移民方面的研究放手不管，却通过一场关于两汉州制的讨论，激发了谭先生对沿革地理、对地名的研究兴趣。
这为谭先生思考各地的历史文化差异，又增添了一个思维支点。
1962年，谭先生在杭州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古代吴越语地名研究的讲演，指出东南一带很多字面是汉语，而含义却颇不可解的地名，如乌伤、无锡、余姚、姑蔑之类，其实是古代吴越语地名的音译。
那场讲演未曾留下讲稿，更不必说据以修改发表了。
得亏当时听过讲演的李裕民先生在时隔半个世纪后撰成《吴越古地名探秘——从谭其骧先生的讲演说起》一文（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372页），虽未能复原那场讲演的内容，却让我们得以了解谭先生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思考，除前述人口、移民、族群以外，对语言问题也极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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