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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博士注意到是在其大女儿出嫁时。
其时为1861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驻安庆。
作为一个出身湖南乡村，后来长期在京师和外地为官的理学家，曾国藩指定200两银子的标准显然是有现实依据的，但所参照的究竟是他老家湘乡的标准，还是京师的标准，还是江南一带的标准？恐怕也值得斟酌。
笔者考量，应该是超出湖南乡村一般标准的。
据曾国藩女儿曾纪芬回忆，曾国藩中年“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见《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页），说的正是1861年前后那段时间。
200两银子已是其每年寄回家俸余的10余倍，相信当地乡间很多人家是办不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嫁妆规模一直在水涨船高。
民国《乡宁县志》载：“百余年来，渐重财礼。
光绪中，平家行聘，无过五十千者；至光绪末，增至二百千；今则三、四百千不足异矣。”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683页）这显然在描述当地的“中等规模”
。
若仍以曾家为例，曾国藩1861年定下嫁女妆奁200两银子的标准，到1866年就不行了。
此年曾国藩的四女出嫁，其夫人仍按成例给予200两奁资；乃弟曾国荃觉得不可思议，“发箱奁而验之，果信”
，于是“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13页）。
等于一共打发了600两银子。
到1875年曾纪芬出嫁时，其奁资更是大幅度提高。
她晚年自述云：“余之奁资，有靖毅公所遗之千两；及文正公薨，诸女亦各得千两；欧阳太夫人薨，又各分八百两；益以子金，粗足三千。”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21页）
考虑到嫁妆规模一直在上涨，同时物价也在上涨，因此，要对清代“中等规模”
的嫁妆加以数量描述，无疑应给出一组数据，而且应标明每个数据的年代。
可是毛博士仅仅推论：“白银100两至200两之间”
，不加任何限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白银100两至200两，算哪个年代的钱？清初与清末，同等数目的银钱其购买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毛博士既声称“将物价或婚嫁花费行情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
，可是出示的数据居然毫无时效观念。
其所谓100两，无疑是以上述康熙时的史料为据，而200两则来自《曾国藩家书》；苟此解不误，从上文分析中已不难看出，就实际购买力而言，康熙时的奁资100两实远远豪华于曾国藩时的200两。
毛博士的这种表达方式，从科学上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三、资料与解读
以上两个方面都较为宏观。
与此同时，《嫁妆》中对资料的具体解读也存在许多可商之处，现略分三类稍加讨论。
第一类：结论先行。
著者陈述一个既定观念，然后征引一些明显不支持的史料。
例如，在导言开头，叙述中国古代一直有着给女儿陪送嫁妆的习俗，著者写道：“至唐宋时代，陪送嫁妆已经为法律所肯定。”
证据是：“《宋刑统》规定：‘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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