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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与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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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林村的故事》
也许受到台湾同行在跋中的提示，此间也有学者认为黄树民著《林村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是“一种实验民族志的文体实践”
（彭兆荣：《实验民族志语体》，《读书》2002年第9期，第99～104页）。
对此笔者稍有保留意见。
当然笔者十分赞赏这本著作所取得的成绩，钦佩作者所做的努力，但笔者并不认为它的贡献在于一种文体的突破。
以文学的语体反映人类学研究成果，这本书显然不是首创。
而且，从以前习见的不突显观察者的叙述方式（如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发展到以观察者位置很明朗的对话的形式进行叙述，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文学叙事方式的演进，这一点虽然赏心悦目，却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
或者不妨说，这是人类学叙述方式演进的一种逻辑必然，作为一个高水平的研究者，该书作者把握住了发展的趋势，如此而已。
笔者更愿意称赞作者在事实层面所展现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更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
笔者从一开始就震撼于该书所蕴含的力量，因为它是那样贴近地反映了乡村的生活。
当然笔者这样措辞主要是基于一种感觉，并不是笔者也曾有过与该书作者相同的体验。
——正是这一点，体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设若它所展现的内容与笔者经历的或其他人描写的完全一样，那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妙就妙在该书描写出来的林村与中国其他地方（尤其南方）的许许多多村庄有同有异，作者的想象经叙述者的校验有对有错，在这同异对错之间，让我们对乡村生活的认识得到修正。
例如当地人对于风水的认识，当地土改的实施情形，当地20世纪60年代的婚俗，当地70至80年代的社会问题，当地分家的习俗，等等，这都是我们从其他资料中很难看到的。
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国内的人类学家（或其他学家）能够为我们提供类似的标本。
然而也正是从事实的层面，笔者对该书的部分内容持有疑问。
不过这种疑问很难展开予以讨论，因为其中有些可能出自叙述者的认知，作者不过是如实记录。
如第91页：“按照官方的说法，‘**’是1966年3月，我获准入党的那个月开始的”
。
第87页又讲道：“等到1966年3月，‘**’爆发之后。”
前后两次相同的表述，反映的也许是叙述者的观念。
但另外有一些则显然是作者对于所记录的内容还缺乏足够程度的了解。
如第40页：“富农、旧地主、前朝官员、罪犯、还有反革命分子，这些人统称‘坏分子’”
；这应该不是叙述者的问题。
“地、富、反、坏、右”
作为并列的身份分类，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记忆深刻，笔者不认为叙述者对此会出现丝毫的偏差。
又如第73页：“1964年9月或10月间，乡间酝酿着新的政治运动。”
揆诸当时的实情，政治运动哪有在乡间“酝酿”
的可能？
类似情形在该书中为数颇有不少，而进一步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经常采用了过于雅致的书面语言。
如第95页：“在此之前，因为我的业务涉及大队行政工作，我又再次站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容易探知‘**’对林村内部和附近区域的影响”
；“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荒谬性。
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燃起青年心中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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