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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脸红与年龄之间的关联，达尔文指出，孩提时代很少知道脸红的事。
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加容易脸红；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容易脸红。
笨蛋很少脸红，盲人和遗传性白化病患者很容易脸红。
脸红的生理过程，如同达尔文所讲的那样，是非常特殊的。
在脸红现象出现之前，首先是眼皮快速收缩，仿佛是为了阻止血液进入眼睛。
随后，多数情况下眼睛会随即低垂，即便脸红的原因是愤怒或者懊恼；最后，脸红现象通常是不规则地出现，先有几处红点，最后覆盖整个面部。
如果你试图避免证人脸红，就需要在最初采取措施，在证人眼睛开始转动时不要给予关注，不要盯着他看，而是直接谈论有关问题。
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因为许多人都深受脸红现象的困扰，甚至因此而变得语无伦次。
脸红和心理困扰的原因并不复杂：脸红本身就是心理困扰的原因。
只要你有脸红的习惯，并有因此而遭遇心理困扰的经历，就无疑会赞同这一论断。
我从来不敢确信脸红时所做的陈述。
弗里德里希注意到，与那些经常出席法庭的人相比，初次接触法庭审判程序的人更加容易脸红失色，因此，这种陌生的场景也容易导致心理困扰。
迈内特[42]就此指出：“脸红通常是一系列神经关联过程的结果，即同期活跃的神经要素完全饱和，妨碍了心理过程的有序运动，同时，大脑同期活动的简化也决定了关联功能的范围。”
具体到当前讨论的主题，这一定义是很有说服性的。
设想某人被指控实施了犯罪行为，并初次在法庭上面对指控，法官在当庭出示证据的基础上，非常专业地构建有罪的证明体系。
即便被告人是无辜者，我们也可以想象他头脑中活跃的思想活动。
这一事实对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他必须要开展想象；当指控方出示的任何关联证据（例如，被告人案发时出现在犯罪现场，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是现场物品的所有人等）进入他的头脑中时，他就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证据关联，与此同时，还要快速思考各种无罪辩解理由，例如自己有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不是现场物品的所有人等。
随后，他要思考控诉方认定犯罪嫌疑的特定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将之具体化并评估内在风险，并针对各个理由提出独立的无罪辩解。
此处，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思维线索，这些思维线索同时运转并相互交织。
如果此时，控诉方提出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材料，被告人认识到自身面临的风险，并因为害怕而变得脸红，法官就会认为：“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罪犯，因为他脸红了！
让我们快点继续，加快审判进程，把那些含糊其辞的回答写进案卷之中！”
如果随后被告人推翻此前的供述，主张他因被栽赃陷害才做出认罪供述，谁又会相信他呢？
因为你脸红，所以你说谎，你就是罪犯！
这种理念造成了许多罪恶，既包括责罚幼小的孩童，也包括从凶恶的窃贼处获取认罪供述。
最后不应忽视的是，在一些案件中，脸红与心理过程没有任何关联。
路德维希·迈耶[43]称之为“虚假脸红”
（实际上是物理因素导致的脸红），并列举了相应情形，例如容易过敏的妇女可能因为极小的摩擦而导致脸红，包括脸部接触枕头，用手摩擦脸部等，这种脸红与通常的脸红根本无法区分。
我们容易想象这种场景，那些容易过敏的妇女可能在法庭上面临指控，她们用手盖住自己的脸部并因此变得脸红，而其他人并不知道她们是因为过敏而脸红。
随后，人们可能据此认为整个犯罪事实简直“显而易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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