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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
伍子胥也好,介之推也好,虽然都是忠臣、贤臣,可是都因为君王的误会而导致身死的结局。
屈原想,这样的悲剧故事既然是自前世而然,那自己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
“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
在这一段诗句里,屈原首先将自己的美好品格比作了兰蕙与杜若这样的香草——那些小人嫉妒贤能,说像我这样的香草不能佩戴在身上,反而是那些散发出恶臭的花花草草受到了君王的偏爱。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
嫫母,是传说中著名的丑女[81];佳冶本是指女性美好艳丽的姿态,此处代指美人。
嫫母这样的丑女自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很妩媚,反而嫉妒真正散发着芬芳气质的美女。
在丑女们的集体嫉妒陷害之下,西施那样容貌姣好的绝代佳人却被冷落甚至被抛弃,反而是那些“丑女”
们一个个在君主身边搔首弄姿,争相邀宠——“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
可见,屈原是将“香草美人”
这样的象征手法运用到了信手拈来、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香草、美人来象征有才有德的贤士。
可是,在“恶草”
当道、“丑女”
横行的现实中,哪有“香草”
“美人”
的出头之日呢?
由此可见,屈原到底还是一个纯粹感性的诗人,而不是一个冷静理智的政治家。
伟大的诗人情怀和伟大的政治智慧很可能是难以相容的。
在中西方历史上,能将伟大的政治智慧和伟大的诗人情怀完美地集于一身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这二者,根本上是矛盾的两极。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除了应该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深厚而纯粹的诗人情怀。
屈原那种单纯率真、疾恶如仇的性格,那种对美好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对人生苦难的深切感怀,足以证明他天赋的诗人情怀。
诗歌的技巧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诗人情怀却往往植根于诗人独特的个性,并不是通过模仿学习就能获得的。
梁启超曾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
[82]这两种矛盾原素,正是成就伟大诗人的基础,也正如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所言:“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
政治家则不一样。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既具备清醒认识全局、圆滑处理各方面政治矛盾的智慧;同时也应该具备杀伐决断的谋略和果敢。
优秀的政治家不会轻易被激烈的情绪所左右,而是冷静、客观地面对复杂的现实,并且从纷繁复杂中理出清晰的头绪来。
对政治局面的全盘掌控和随机应变,就好像优秀棋手下一局棋:走一步,应该能够看清其后的三步、五步、十步……甚至一开局就能预料到各种可能的变化,筹划好各种应对方案,才能决胜于帷幄之中。
在失利时,政治家可以涵养心性,韬光养晦,等待甚至创造机会东山再起;在胜利时,也能够纵观全局,意志清醒,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而屈原呢,显然有足够的诗人情怀,却不具备足够的政治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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