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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几人从未见过戴笠这样的表现，只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余乐醒受到感动，也陪着流了一会儿泪，想了想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只是飞檐走壁的人恐怕一时难以找到，他愿亲随戴笠一起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
几个人谈来谈去，也没有一个结果。
最后，戴笠还是随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去了西安。
本来宋美龄反对他去，怕他去了坏事。
但是宋子文坚持要戴笠去，因为戴笠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戴笠在南京洪公祠的办公地点，都是张学良连地皮带房屋一起赠送的），张学良手下又有一些戴笠安插的人，去了可以起一些作用。
西安事变在国际、国内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不过，当时并非人人都能看清这一事件将会带来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传出时，苏共中央《真理报》就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显有怪异性质”
，并称此事变是“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称张学良之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认为这次事变“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
。
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曾因力主停止内战团结御侮而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
罪逮捕了七位领袖，而引起全国声援“救国会七君子”
的运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向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救国会领袖。
但救国会这时对西安事变发表的《紧急宣言》中也说，西安事变“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
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与蒋介石长期不合的冯玉祥将军，这时也致电张学良表示指责：“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
在对记者发表的讲话中，他也批评张学良违法犯纪，希望张学良速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并说：“在国家突遭此变故之时，全国人民与各级官长自然万分气愤，万分焦急，既虑外来祸患之加重，复痛燃箕煮豆之危迫，而尤虑最高领袖之安危。”
数十年后，文强在一封信中如实记述了他当时所见的情况和他的心情：
“当时南京及我班学员，群情激愤，南京学生及市民组织示威游行，一致声讨张、杨。
我当时也是同市民和班中学员一条心。
国亡无日，为什么会发生如兵谏之事？后来不料很快就解决僵持局面，张学良护送蒋归来，南京又举行一次大规模似庆典又非庆典的大示威游行。
民气之旺，我生平是第一次感受到。”
文强当时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个别的，也不仅仅是站在国民党当局立场上的人才有的。
民营的《大公报》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次日发表社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说：
这一胜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国确是统一的国民，确有领导全国的领袖，使得我全体国民无论文武，无论何种职业者，今后更坚强了爱国卫国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实上更增进了团结。
《大公报》的这些话，是可以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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