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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区别的时代性背景和地域性背景
下面我们讲形成《诗经》和楚辞这些区别最大的背景,即时代性和地域性。
先说时代性的背景。
诗经和楚辞之间相差很长的年代。
我现在所知道的《诗经》最后的作品是春秋中期,差不多就是公元前550年左右;我们现在知道的楚辞里面屈原的作品,差不多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二者中间有两三百年的时间跨度。
我提醒大家一点,早期的文学史的过程不是呈现为线状的,没有一条很清楚的流动变化的线性脉络,因为很多成分都在历史中埋没掉了,它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一个的点。
这些点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中间的变化过程是什么?是看不到的。
因此我们读文学史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后人对历史做的一种勉强的阐释,比如说在《诗经》和楚辞中间看不到诗歌,有一种勉强的解释就说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散文发达了,所以诗歌就相对沉寂。
这真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拍脑袋想出来的。
因为歌谣性的东西是在民间不断产生的,如果没有人去记录,不能以一种文本形式被保存下来,那么它在历史的过程中就会消失掉。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依据说明在《诗经》和楚辞之间,诗歌创作是冷落的,在逻辑上也不能够成立。
考虑到从《诗经》到楚辞有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在这个很大的时间跨度之中,文学的各种的发展变化,尽管在历史中已经沉没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设想,比如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等等,这些要素的作用。
再来说地域性的背景。
“中国”
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中心概念。
那么地域和文化中心的位置是在哪?就在黄河中游。
简单地说,在古代一定的历史阶段里面所讲的中国,其实就是指黄河中游这个地方。
至于南方的楚国人,不被认为是中国。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不同的地域里面起源和发展变化的,如果说它最大端的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黄河流域的主体就是华夏族,而长江流域的主体就是荆楚。
你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荆楚和华夏是两个民族。
当然两者之间有非常多的交流和沟通。
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就会发现屈原所歌颂的古代圣贤系列包含着大量的中原华夏族的圣贤。
一方面我会强调荆楚和华夏几乎是两个民族;另外一方面这两个文化系统存在着非常有深度的交流和融合,到最后很简单,就是北方人打到南方去,南方人打到北方来,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然后就打成一片了,然后“中国”
的地域和文化概念就扩大了。
但是这两个地域的文化始终是有区别的。
一直到现在,其实长江流域的人和黄河流域的人,他们的文化习俗甚至个性都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不是由一个血缘的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是由人和土地的关系造成的。
所以一个上海人到北方去生活久了,很快就成为北方人。
早几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北大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们是上海人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把他们视为北方人,因为他们的性格、语言、表达方式都是北方人的。
最后发现他们全是上海人。
那么这种地域文化的不同,具体而言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诗经》,即使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来看的时候,它真的是很特异的,几乎没有神话色彩,甚至当它触及神话元素的时候,比如《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已经触及神话元素了,但是居然一点儿也不展开,这个特点是非常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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