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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术。
所谓“钩距”
，譬如想了解马价时并不直接询问马价，而是先问狗价，再问羊价，再问牛价，最后才问到马价，把这些价格按类比较，就能够相当确实地掌握马的实价。
这正是法家祖师申不害最为推崇的“术”
，相应地也最为儒家所不取。
包拯的“断案如神”
恰恰也要用术。
《宋史》本传记载了包拯的一次断案经过：包拯知天长县时，有人偷割了县里一头牛的舌头，牛的主人为此告上县衙。
包拯劝他说：“你还是回去把牛杀了卖掉吧。”
牛主人无奈之下只得照办，而过不多久，就有人来县衙举报有人私杀耕牛。
包拯却问道：“你为何偷割牛舌又来此举报？”
来人大为惊惧，当即认罪服法。
推测包拯的断案思路是这样的：偷割牛舌是一种损人却不利己的行为，所以案犯一定是因为和牛主人有仇才这么做的；私杀耕牛在当时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只有牛主人的仇人，也就是那个偷割牛舌的人，才会紧密关注着牛主人的举动，希望看到他杀牛吃肉，这样才好落井下石地检举揭发。
包拯摸清了案犯的心理动机，所以才巧设圈套，演了一场请君入瓮的好戏。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看，倘若包拯只是一名侦探，这样做或许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任地方官，作为民之父母，这样的办案方式显然对道德风气起到了负面作用，不鼓励淳善而鼓励机心，实在不足为训。
那么，设若由王夫之来判牛舌案，他会怎么做呢？明代吉水县尹胡鹿崖判过一起耕牛案，虽然与牛舌案的案情不尽相同，但完全可资参照，胡县尹的判词想来也有十足的理由得到王夫之的嘉许。
案子是这样的：两户人家的耕牛打起架来，一头牛竟然被另一头牛顶死，死牛之家告到县衙，胡知县的判词是：“二牛斗争，一死一生；死者共食，生者同耕。”
这看上去是一种不问是非黑白的和稀泥式的解决方案，然而“两家皆服”
，这件事也被胡县尹的同乡、公安派文人江盈科记入《谈丛》，传为一时之佳话。
虽然胡鹿崖遇到的这个案件案情清晰，并不需要做任何侦破，但它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维系并促进社会和谐才是办案的首要之务，至于清晰地界分责任归属、追究责任人，这些事情并不那么重要。
只要我们把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家庭，以家庭关系中的脉脉温情来软化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冲突，是非黑白哪须要辨得那么清楚呢？——这也正是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的意义所在，他们理应在地方社会上扮演大家庭中的大家长角色，以父母处理儿女矛盾的方式来处理当地的社会矛盾，这才是理想的儒家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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