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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以周文王为榜样，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
——这也正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优秀的政治家应当像北极星一样，只要安居其位就好，一切星辰都按部就班地以之为圆心自动运转。
——考察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立法行为从来都只在末世出现；谚语也说“国将亡，必多制”
，法令滋彰正是国家败亡的征兆。
我们只要在父家长制度下思考叔向的意见，就必然会认可其中的道理。
试想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小家庭的内部，长辈若是以赏罚分明的条文来约束晚辈，亲情难免会因此淡漠，而一个亲情淡漠的家族比之一个温情脉脉的家族，显然既不稳定也不和谐。
在宗法制度下，亲情为政治提供了强大的包容力，正如爱情之于婚姻。
所以，在西汉初年，贾谊思考秦帝国的败亡教训，认为一个重要的致败之因便是法治导致了人情浇薄——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父亲与儿子是平等的，尊者与卑者是平等的，这样的社会必然冷漠得可怕。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礼制社会显然优越于法制社会；如果子产真是一位怀有真诚的大公之心的改革家，那么对于当时郑国的时弊，他应该做的是整顿旧礼以纠偏——当然，以操作难度而论，这确实比子产实际上施行的政策耗时更长，见效更慢。
只是在一般的想法里，难度是可以用勤勉和谨慎来征服的。
子游在孔子面前称道澹台灭明“行不由径”
，即走路不抄捷径，这本来就是君子应有的做派。
这不禁使人想起早在子产尚未掌握权柄时的一段往事，那时候吴国贤公子季札出访郑国，和子产一见如故，语重心长地给予后者一番预言式的忠告：“郑国现任执政官奢侈无度，祸患将会降临在他的身上，而权柄一定会移交到先生你的手里。
希望你那时候谨慎地施行礼制，否则郑国将会败亡。”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应该是从郑国当时的执政官伯有的奢靡风格上看到了礼崩乐坏的势头，如果这个势头不能被及时遏止的话，郑国将会迅速滑向纲常解体的境地，而最佳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遏止之道就是以审慎矫枉汰侈，以礼来约束非礼。
如果季札听说过孔子“克己复礼”
的主张，一定会拿这四个字送给子产的。
后事果如季札的预期：伯有败亡，子产当政。
季札一定不愿见到的是，子产的纠偏之心是如此之急切，以至于以“由径”
的作风玷污了君子的美德。
子产铸刑书已经现出了法家政治的苗头，一举而毁掉了儒家的社会温情与道家的自然和谐。
这正应了《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以及“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的忧思——理想的政治理应充满“闷闷”
的宽容气息，切忌察察为明。
毕竟社会生活千变万化，其复杂程度任法律条文如何汗牛充栋亦难尽括，于是法网越密，钻空子的机会也就越多，打赢一场官司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更多的正义，而在于谁更擅于利用法律条文。
《庄子》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成文法的世界也将依循这个道理。
文字条款总是有限的，社会生活却复杂无垠，以有限的文字条款不断追赶复杂无垠的社会生活，人们终将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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