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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人只要对常识怀有基本的坦诚，总该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是一种世间常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同样是一种世间常态。
在贵族社会里，我们可以清晰观察到如下事实：君子（贵族阶层）更在意脸面，小人（庶民阶层）更在意利益。
显然，这会使我们怀疑所谓的同罪同罚是否真能起到“一视同仁”
的作用。
如果对某一项罪行的罚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一番严厉的申斥，那么小人不会觉得有甚所谓，君子才会真正受到这一罚则的伤害。
这样的同罪同罚，简直就是在鼓励小人犯罪。
如果将罚则换成鞭笞，那么小人会因为肉体上的痛楚而接受教训，君子则在深切感受到肉体上的痛楚之外，还会额外地受到斯文扫地、颜面无存的刺痛。
统治阶层更加关注的是刑罚的社会功效，那么对君子与小人一视同仁的体罚无疑会使小人轻视君子，觉得君子也无非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于是在他们接受君子治理的时候也就会因为失去敬畏而不那么心甘情愿了。
礼制社会要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礼，很多时候都意味着烦琐的仪节与固化的程式，对庶民阶层而言实为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
所以“礼不下庶人”
这一原则与其说意味着轻蔑，不如说意味着体贴。
士大夫阶层不会以礼法规范来苛求那些既无从接受完善教育又缺乏足够财力的庶民百姓；当遇到大是大非的义利抉择时，舍生取义是唯独要求士大夫阶层的行为规范，至于庶民百姓，他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苟且偷生——这倒也公平，既然他们不拥有国家的股份，不享有国家的任何政治权利，凭什么要求他们为国效忠呢？为国效忠，仅仅对于那些拥有国家股份且享有国家政治权利的人而言才是道理上说得通的。
《左传·宣公二年》中，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国，宋国以华元、乐吕为主帅率兵抵御。
这一战宋军大败，华元被擒，乐吕战死，战车被缴获四百六十辆，军士被俘者二百五十人，死者上百。
宋军之败，只因为一件太小的事情：战前，华元杀羊犒劳将士，他的御者羊斟也许被忽略了，没吃到羊肉。
于是战斗刚开始，羊斟便在车上对华元说：“当初吃羊你做主，今天打仗我做主。”
说罢，驾车载着华元驱入郑军，致使主帅轻易被擒，全军溃败。
《左传》于此有一番君子评议：羊斟真不是人，因为私怨而败国殄民，罪莫大焉。
《诗》所谓“人之无良”
，说的就是羊斟这样残民以逞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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