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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际，群雄逐鹿，窦建德在赵州战役中擒获了唐营的两名主将，打算杀了他们。
国子祭酒凌敬规劝道：“人臣各为其主，这两名唐将坚守城池，不肯向我们投降，是忠臣的典范。
大王如果杀掉他们，用什么来激励部下呢？”
窦建德愤愤答道：“我来到城下，他们非但不降，反而拼死作战，力尽之后才被擒获，我怎能放过他们？！”
凌敬道：“不久之前您派大将高士兴在易水迎战罗艺，可罗艺才到，高士兴就投降了，大王您认为怎样？”
窦建德恍然大悟，立即下令释放唐将。
（《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似乎自此以后，窦建德将凌敬的这条意见当作了一项基本原则，很有意识地将之贯彻到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
就在同年稍晚，唐滑州刺史王轨的奴仆杀死主人，带着首级投奔窦建德。
窦建德说：“奴仆杀主，大逆不道，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投降者。”
于是下令将这名奴仆处斩，并派人将王轨的首级送回滑州。
群龙无首的滑州百姓大受感动，当日请降，就连附近州县也纷纷闻风而降。
（《通鉴》卷一百八十七）与之相对的是，仅仅一年之后，窦建德属下的共州县令唐纲杀死刺史，以共州降唐。
（《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史书并未记载这位以下犯上的唐县令有何下场，但似乎李唐政权欣然接受了他，这也并不妨碍李唐政权成为最后的赢家并跻身华夏帝系之正统。
在群雄以智力相角逐的时代，“仁者无敌”
毕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施行王道如同酿酒，需要有严苛的条件和漫长的时间来缓缓发酵，但现实状况往往既备不齐那么多的条件，也等不及那么长的时间，一切都要追求权变与速效。
假如在凌敬劝谏的时候，朱元璋可以跨越时空给出一些经验之谈的话，他会以权变与速效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目的：凡领军在外者，家属一律扣为人质。
仁义之道终于没能成就窦建德的逐鹿大业。
武德四年，唐高祖征召窦建德旧将范愿等人，这些失势豪杰不禁满腹狐疑，私下商议道：“王世充以洛阳降唐，他手下将相段达、单雄信等人都被满门抄斩，我们如果应召去了长安，肯定也逃不脱同样的下场。
自大业十年以来，我们这些人身经百战，能活到现在已属侥幸，为什么还要吝惜余生而不敢再干一番大事呢？况且夏王（窦建德）当初抓住唐淮安王李神通，以客礼相待，但唐军抓到夏王却马上处斩。
我辈受夏王厚待，现在不替他报仇，以后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之人？”
范愿等人于是策划反叛，推举刘黑闼为首，从此掀起一番浩瀚波澜。
（《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至此反观吕祖谦对荀吴伐鼓的议论，会觉得相当贴合人情世故，如果真的在意胜利的话，那么当胜券在握时不妨好整以暇，显示仁义；在胜负未卜时还是要果断地抛弃仁义，改行诈谋。
当然，坚持原则的人最看不惯这样过于现实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以荀吴故事的《淮南子》版本作为参照，就会发现原则与功利的冲突比之前所展现的还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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