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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侵权法的目标是将侵权成本内部化，那么刑法的目标就是威慑侵权，尽可能不让它们发生。
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侵权行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却不能被完全内部化。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威慑侵权，不让侵权发生，这就是刑法存在的必要。
刑法通过对行为人实施惩罚来实现威慑犯罪的目标。
然而，如同犯罪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威慑犯罪也需要耗费成本，因此，刑法的经济目标就是最小化犯罪的社会总成本。
犯罪成本是指犯罪直接导致的社会净损失，即犯罪所得减去社会损失。
社会损失包括罪犯实施犯罪的直接成本、罪犯进行合法行为的机会成本、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6]例如，某甲上班的日工资为150元，但其品性好逸恶劳，总是渴望快速致富。
某日，某甲未上班而决定实施盗窃。
某甲自备作案工具花费50元，溜门撬锁入室盗窃毁坏门锁价值200元，窃得住户某乙现金10000元，某甲的犯罪成本就是其实施犯罪带来的社会净损失。
这些成本具体包括某甲购买作案工具的成本50元、毁坏住户门锁的成本200元和失去的本可以合法工作的机会成本150元。
某甲盗窃所得的10000元是其违法所得，与住户某乙失窃损失10000元相抵后，社会损失为零。
因此，某甲的犯罪成本为50+200+150+10000-10000=400元。
威慑犯罪的成本包括国家预防和惩罚犯罪的成本以及潜在的受害者防范犯罪的成本。
例如，为了预防盗窃犯罪，国家要配备警察巡逻，盗窃发生后要进行侦查、抓捕，检察机关要提起公诉，法院要进行案件审理，法院定罪后还要对罪犯实施刑罚，这些措施都将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
潜在的受害者为了防范盗窃，也会花费成本安装防盗门窗、报警器等。
一般来说，威慑犯罪的成本越低，犯罪的成本就越高；反之，威慑犯罪的成本越高，犯罪的成本就越低。
这意味着，威慑犯罪是受到成本约束的，不计成本地威慑犯罪有违效率，社会需容忍一定程度的犯罪率。
刑法的经济目标就是以最低的成本来威慑犯罪，将犯罪率控制在成本最优的水平。
[1]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与伦理价值》，载《法学研究》，1999（6）。
[2]袁相万：《犯罪与刑罚的经济分析》，2页，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沈海平：《寻求有效率的惩罚——对犯罪刑罚问题的经济分析》，92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4]李川：《刑法基本原则的经济学分析：以刑事威慑为例》，载《求索》，2008（5）。
[5]沈海平：《寻求有效率的惩罚——对犯罪刑罚问题的经济分析》，98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6]卢现祥、刘大洪：《法经济学》，3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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