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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节中的宋、金民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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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按照惯例接受宰臣之请，立生日五月二十一日为诞圣节，名为天申节。
其时正值国运艰难之际，南宋朝廷前途吉凶未卜，宋高宗对天申节的处理也很低调，寝罢群臣上寿常礼，群臣只在佛寺中设祝寿道场，或到閤门、后殿拜表称贺。
宋高宗在诏书中说：“朕承祖宗遗泽，获托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颠之道，未知攸济。
念二圣銮舆在远，万民失业，将士暴露，夙夜痛悼，寝食几废，况以眇躬之故，闻乐饮酒，以自为乐乎？非惟深拂朕志，实增感于朕心，所有将来天申节百官上寿常礼可令寝罢。”
[2]
建炎二年（1128）四月十六日己巳，诏天申节郡县锡宴勿用乐；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六日，又重申因二圣未归，郡县锡宴勿用伎乐。
[3]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草创，没有精力与财力搞圣节庆典。
宋高宗正确地估计形势，明智地采用一种低调的姿态处理天申节。
诏书中特别突出民族危机，家国危亡，天申节这种皇帝私人节日很自然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关联，这是宋高宗希望利用圣节来达到唤起民族意识，重建国家的目的。
而且在天申节诏书中宋高宗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忧患图强，卧薪尝胆的“姿态”
，这对当时鼓舞士气，增加新朝凝聚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天申节的低调姿态在南宋初年一直是作为一种节俭务实作风的象征，叶梦得称颂宋高宗：“乃者天申节上寿，作乐抑而不行；贡奉之物非天地宗庙陵寝所须，却而尽罢；天下皆知陛下约已思艰之意，尧舜无以过。”
[4]皇帝在天申节时带头约己思艰，以此戒饬地方凡事应从俭务实。
这种低调的姿态一直维持到绍兴十三年（1143）。
南宋草创之际，对士大夫而言，是要在民族危机之中重建家国；对宋高宗而言，是要保住意外得到的皇位，树立皇权权威。
在天申节中，皇帝私人生日已完全国家化，加之宋金之际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圣节既是皇权的象征，又是民族、国家的象征，天申节承载的意义变得丰富复杂。
在与金的外交活动以及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天申节是皇权的象征，更具有了民族尊严、民族认同等多重含义。
在这些场合中，天申节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皇权是同一的。
南宋初年的特殊时代，圣节庆贺很容易激起人们感时伤事的故国之叹与民族情感：“漫说南风入舜弦，伤时抚事益凄然，愔愔新绿愁鸲鹆，悄悄残红拜杜鹃，心折更闻胡部曲，眼明那复御炉烟。
蒜山瓜步江南北，宝鉴经囊若个边。”
[5]黄彦平这首感咏圣节的诗应当作于南渡以后，诗人在天申节感事抒怀，其中包含的故国家园之感叹，以及伤痛失国的民族情感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年年五月熟荔子，又见北使朝连昌”
[6]，这是南宋人描述每年五月，金国使者贺天申节的诗句。
金人遣使贺天申节始于绍兴十四年（1144），“己巳，金主始遣骠骑大将军安国军节度使乌雅和、通议大夫行大理寺少卿孟浩来贺天申节。
遗上珠一囊，金带一条，衣七袭，色绫罗纱縠五百段，马十匹，自是岁如之”
[7]。
圣节、元正、冬至三大节相互遣使来贺，是当时各政权间外交活动的一种常规形式。
天申节来贺，表明金人不得不面对赵构建立起的南宋王朝，金人扶植楚、齐以统治汉人的策略看来并不成功。
从1129年（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到1137年（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金史·交聘表》上没有宋金交往的纪录，看来这段时间宋金之间没有什么双方认可的高规格外交活动，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伪齐政权（1130—1138）存在的时间。
其间金的策略是扶植刘豫傀儡政权，消灭南宋。
屡遭失败后，金认识到一时无法消灭南宋，所以放弃刘豫，转而与南宋接触。
金与南宋之间高规格外交活动正是在伪齐政权垮台后第二年，即1138年（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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