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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只有时时不忘求人自辅，才能抓住时机，创造人生的辉煌。
曾国藩认为，人最忌轻薄肤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
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练，谦谨坦**。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
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
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
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未卜，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贵州的程鸿诏诸家大师，都靠这种帮助而脱离了险境。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
的举荐而飞黄腾达。
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又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苦，不讲条件。
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
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
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
他在1862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腾虎在沪沦逝。
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
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眉生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
“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
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
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
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
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
物望未浮。
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
该员实难胜此重任。
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
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销此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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