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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个人印章。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
。
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
，但仍“沿此旧习”
。
到了晚年，由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
，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
。
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
，“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
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
。
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为保案为苦。”
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
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
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渊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
。
这就很难得心应手。
因此，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好手如林，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
。
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
曾国藩认为躬亲要事，保证大事不出漏洞，多找助手，可以将自己的意图通过他人之手贯彻下去。
实际上，无论人的精力多么充沛，也不能事必躬亲的，关键是要会抓要事。
在曾国藩看来，获取成功性格并不是说要高高在上，而是要能走下其位，去接近大家，做些实事，多找几个能人来帮忙。
曾国藩常常告诫自己“切忌骄纵”
，正是出于此。
牢记做人“三戒”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曾国藩一生之本，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
曾国藩的思想，实可用来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追求。
“骄傲”
乃人生最糟糕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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