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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西太后突然以“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
为由，革去了他的议政王和其它差事。
曾国藩在三月十八日的家书中写道：“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无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
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亲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
若非生死大变，则必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
又在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
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
但是，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懂得“功高震主”
一语的内涵。
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
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对曾国藩本人来说，当时简直不是福，而是祸。
他是深刻的懂得这一点的。
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的政治敏感性之强，和他的老成练达。
所以，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之后，曾国藩便接连采取韬晦之计。
同治四、五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受到严旨诘责七次，被御史参劾五次。
这样的急风骤雨，不能不使他胆颤心惊，“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
。
于是，他的韬晦之计，进而发展为引退的念头。
他多次拟奏请开缺回籍，终老林泉，却被戚友所劝阻。
他哀叹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苦恼之境。
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
加上他逐渐步入垂暮之年，身患重病，“登阶升降需人扶持”
，精力的衰竭，加深了他害怕风浪、但求敷衍平稳的心态。
曾国藩正是抱着这种焦灼、忧郁、惧祸，在夹缝中讨生活，“向平实处用功”
的打算去处理天津教案的。
§§第二篇 变作战为心战：靠霹雳术去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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