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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
而存于心久。
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
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
至于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
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
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
§§§70.睁大眼睛看准人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
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
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孙子兵法》认为只有察看清楚对手和地形，才能是胜利的惟一保证。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
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
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
当时，“考九卯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
。
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
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萌动。
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于培养之方中。
其实，甄别，就是考察。
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
。
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
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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