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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彦对王淦昌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在核试制中用激光打靶激光模拟核爆炸的口语印象极其深刻，而且在后来的实际研究中还流传下了十八勇士参战的故事：那时王淦昌听说日本大阪大学激光工程研究所的粒子束聚变研究小组曾提出强流电子束靶物质上的能量沉积，由于束流和靶中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双流不稳定性，导致能量沉积值可以比经典有电子能量沉积值增加一百倍这一引人注目的结论。
为了证实日本人的这一实验结果，王淦昌立即提出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我们自己建立一台1兆伏、80千安、70纳秒的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并迅速开展工作。
当时王淦昌提出这一建议后，立即有18名研究生和科技人员报名参加，于是就组成了王淦昌为核心的十八勇士的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攻关组。
这个过程中，王淦昌始终处在亲自组织领导地位。
为了实现王淦昌教授提出的3年内组成加速器的要求，当时从国外订购相关的设备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在国内订购必需的高压电容器也显然来不及。
怎么办？只能自己动手改装。
我们建议把西安电容器厂生产的姑7540的电容器改装成100千7微法的电容器。
王淦昌教授对此非常赞成，我们因此贏得了一年多宝贵时间。
于是我们立即又和北京电力电容器厂联系，由我们进行改装设计，他们厂负责改装工艺操作。
后来由于对方发现原财丫540电容器中所用的绝缘油含有毒性较大的三氯联苯，这就出现了难题。
于是全部的担子都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
当时尽管三氣联苯毒性确实很大，又尽管我们18名勇士中大多数人都是学核物理出身的，对于电子电容器的改装工艺都不熟悉，但这些并没有使我们畏惧和后退。
王淦昌教授积极支持我们自己动手，同时也要求我们对三氣联苯的毒性劳动保护措施进杇深入细致的了解。
遵照他的要求，我们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加强了操作现场的通风排气，确保了工作人员的安全。
18名勇士以极大的工作干劲和热情，自己用手推车从煤厂运来煤，自己烧锅炉，通过几个工序来清洗从工厂加工来的电容器外壳上的油污，用手推车送往电容器改装的现场，把原姑丫540的电容的芯子进行拆装，抽出原来用的有毒性的油，运送到专门的地方保存起来。
大家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
王淦昌教授也亲临现场来检查劳动安全措施，鼓励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好。
我们整整奋战两个星期才结束了这项工作。
王淦昌教授对我们18名勇士的忘我工作热情感到自豪和高兴，他常对我们说：中国的条件差些，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不能搞出比别人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物理科学上，创造领先成果的常常不是拥有如何先进的实验设备的地方，而是那些最敢于想问題又不懈努力、刻苦工作的人。
王教授的话对当时的年轻同志影响极大，正是在他的精神激励下，我们才在核试验的许多关键问题上创造了独到的技术与理论，并一直在同领域里领先于别人。
王乃彦院士对当年惯性约束核聚变科学研究过程记忆犹新，感受深切。
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在加速器物理设计中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并且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
库珀斯坦特别说道，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这些虽然都是王淦昌首先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之后几十年中又发生的事，但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今天突然抛出一个荒唐的考克斯报告的可笑之处及诡计所在。
其实早在美国的考克斯报告出笼之前，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中国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这么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
获得世界上最卨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
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
但是大家错了，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微笑，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学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王淦昌的话刚落音，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
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淸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对中国特别有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大学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
据王淦昌的三女婿、中国科学院李铁生研究员介绍，他在1988年夏季的一天到医院探望王淦昌时，王淦昌坦言道：我一生主要的科学工作并不是研制原子弹。
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才是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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