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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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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从1993年开始思索博士论文题目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习成果，在这些年里，它从一些模糊的想法和感受，从几个让我觉得有趣的人物和议题开始，逐渐扩展成现在的面貌。
尤其这整个研究计划进行的过程，并不是由一个老练的历史学者，以明确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操作展开，而是在许多困惑和惊奇的学习经验中摸索着进行。
1992年我才刚转进历史学门接受博士课程的训练，从问题意识、议题兴趣到研究方法都不断徘徊于我过去在中文研究所接受的训练与UCLA历史所的训练之间，在既希望仔细研读文本又希望广泛搜集资料，既渴望深入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又盼望与政治、社会、文化议题有所联系，既欲贴近中国文本与历史风貌又想学西方史学擅长议论的期许下，时常深感挫折。
加上所欲处理的阳明学又是从明代典籍到现代学术成果都极丰富的领域，我面临的第一个现实课题是：为什么我值得再写一本关于阳明学的论文？有什么新的事是我可以说的？
今天我自己回顾这段学习历程，看着这本书以这种形式呈现，我确实比较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呼应着美国学界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转向社会史取向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这个浪潮，[1]虽然当时我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甚至可以说在修课过程中，我的老师BenjaminA.Elman教授已经相当程度地引导我转向，然而对我而言，这个过程仍充满摸索和疑惑，而选择在明代理学这个领域中耕耘，这种转向更不容易。
首先，大部分关于阳明学研究的成果都是以介绍学者个人生平、分析个别学者思想内涵为主，如此大量的研究成果，我真的能完全不顾吗？若要兼论理学思想，我要如何提问？我有能力处理和书写吗？再者，我如何能够找到合适的议题，呈现理学与明代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面貌？若以社会史的角度入手，理学家个人文集内丰富的资料，我要如何运用？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今天我仍然觉得困难，深具挑战性。
在构思与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前人探讨过的议题、研究成果仍然以一些迂回而深具启发的方式影响着我的思索，关于此我将于下文略作整理说明。
简单而具体地说，我最后选择提问一些我认为尚未被充分阐发的议题，希望能够因着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在这个以个别思想家及观念史为主导的领域中、在众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后，找到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我第一个关切的问题是：王阳明（1472—1528）个人的思想为什么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派，而且快速蔓延、转化？怎样的政治、社会、学术环境提供了这波学术运动以如此的方式开展？新学派的建构又如何冲击着既有的学术和政治版图？这样的问题，势必无法单单以思想内涵来解释，虽然思想内涵也绝非无关紧要。
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引导我选择分析阳明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历史来呈现它与明代政治、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并发现地方性的讲会活动是阳明学扩展的关键机制，因此论文也以专章来讨论阳明学的讲会特色，希望借此捕捉阳明学术社群在社会中的活动与运作。
[2]然而我毕竟不能忘情于思想内涵，更不愿意一本以阳明学为主题的论文完全弃思想议题于不顾，因此在几经思量下，我选择讨论阳明学者论朋友之伦以及分析他们如何在道统的框架内为自己学派定位，借此呈现某种属于思想、论述与组织、实践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尝试描绘阳明学者在热闹、群性的讲会活动之外，另有属于独自向内探索静修的一面。
本书在研究的视角与全书架构上仍然延续上述的两个脉络，不过在内容上则增加了五章，不仅所涵盖的时段向下拉长，从原先只处理到16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明末，研究对象也从原先集中在王阳明与第一代王门弟子扩大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弟子群；在地方学术社群方面，本书也比较细致地分章讨论了浙江地区、江西吉安府、南直隶宁国府——阳明学在明代最兴盛的地区——的讲会历史发展；并且增加了二章讨论晚明江右与江左阳明学者在思想内容与文化实践的差异与对话，在这两章中，我也加重了对阳明学思想内涵的讨论。
在进入本书各章主题和论旨的简介之前，我本应该对过去阳明学的研究做一通盘的回顾，然而因为阳明学研究的著作实在太丰富，[3]过去也有不少人撰写回顾性的论文，[4]在此我不打算用一种巨细靡遗的方式罗列所有的相关著作，而是选择性地就本书在史料运用、问题意识、方法论与写作策略上对过去研究成果之承继与反省之处，提出数点说明。
第一，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以及部分观点上试图超越黄宗羲（1610—1695）的《明儒学案》长期以来对明代学术史的主导地位。
我如此说完全没有贬抑黄宗羲《明儒学案》在学术史上重要成就的意思，其实本书也不是正面与黄宗羲个人见解交锋对话的作品，而是有感于《明儒学案》长期以来成为明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凭借，不仅黄宗羲对阳明学派的分类、对学者的评论深深影响着后代的研究，在阳明学者的文集不易得见的年代里，《明儒学案》所节录的文本更是大部分学者赖以研究的重要材料。
在这种境况下，稍不深思，很容易让人忘了《明儒学案》本身只是一部17世纪黄宗羲对于明代儒学整理研究的著作，其书不仅反映了黄宗羲个人独到的观点与喜好，黄宗羲的许多文字和看法更是“前有所本”
，因此《明儒学案》绝不能被当成一部明代儒学史的实录。
当然造成过去学界对《明儒学案》如此强的倚赖，主要还是与清代对明代文献的整理、过滤，以及对明代学术的评断有关。
由于学术标准和理想的典范转移，清代学者普遍不能欣赏阳明学者的学术风格，许多阳明学者的文集并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甚至遭到禁毁，即使存留下来的文集也是散落海内各地图书馆，对于阅读和研究造成极大不便。
这种现象在近几年有重大的突破，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研究院”
傅斯年图书馆购有日本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藏明代文集影印本（纸烧本明文集），使得许多过去必须到日本才能看到的善本，能够在台北图书馆中被借阅；而1995年以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陆续出版，更是在史料上的重大突破。
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有幸正逢这一大批明文集的重刊发行，过去费尽力气方能在善本书室中阅读抄录的文字，如今可以被大量地借阅，交相比对，我相信这不仅让许多个人研究者深切感受到研究工作受惠，更是开创明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文献材料的取得获得重要突破的今天，我们再谈要超越过去学界过度倚赖《明儒学案》以研究明代学术史的做法，应该不再是一不易落实的高论。
另外，黄宗羲对于学派区分是否适恰的问题，或者《明儒学案》收录的学者以及对学者学术的评断是否公允等问题，学界中也有人质疑和讨论。
[5]本书其实没有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从思索议题开始，我便希望能适度地摆脱《明儒学案》对阳明学分类的框架，主要倒不是因为要反驳黄宗羲，而是为要寻找更适合本书议题的看法，或者说是寻找一种更能反映学者们实际交友、互动和对话的分类方式。
换言之，以《明儒学案》想要处理有明一代的儒学史的大计划看来，我仍认为黄宗羲以地域和师承对阳明学派所做的分类是相当有根据、有效力的一种方式，只不过这种分类被运用于处理时段较短、欲更仔细探讨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以及学者的互动时，便显得僵硬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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