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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学兴起的背景：从科举考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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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阳明学兴起的重要学术背景，除了思想内容反映了与主流程朱思想密切的对话之外，在社会、制度方面，至少有两个重大关键因素：一是当时主宰出仕与教育机制的科举考试，二是衍生于科举考试制度的社会现象，即当时急遽增多的生员人口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冲击。
下文便从这两方面来讨论阳明学兴起与科举文化间复杂的离合关系。
宋代以降，科举考试逐渐成为朝廷取士的最重要途径，也因而主导全国的教育内容。
[3]明代科举制度更是在其执行与内容上，发挥强烈的皇权专制特质。
根据BenjaminA.Elman对明初君王如何运用科举为皇权效力的分析，我们看见：明太祖曾认为科举无法选出适当人才而停办科举达十年之久；删除不利于皇权的《孟子》本文，以《孟子节文》为考试范本；因本身对江南的仇视而压抑江南人的出仕机会，如不满洪武三十年（1397）参与殿试的52名考生均为南人，明太祖重阅会试考卷，最后选出61名北方进士。
[4]这些现象显示科举并非单纯选贤与能的政策，在执行上不仅考虑政治地域的均衡性而严格规定各地中选名额，[5]也有因地域关系而造成官僚之间提携或排挤的现象，[6]更必须屈服于君王的意愿，为其政治利益效劳，因此是一具高度政治考虑和运作的选才政策，并体现皇权专制的特色。
考试内容方面，据洪武十七年（1384）颁定科举定式，“四书”
以朱熹（1130—1200）《集注》为主；《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朱子弟子蔡沈（1167—1230）之《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1074—1138）、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7]程朱学派的诠释占极重要的地位，成为官方援引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也摇身一变为程朱官学。
[8]永乐年间（1403—1424），以程朱思想为标准修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之后又以此为官学标准读本与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9]不仅窄化、僵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是借朝廷政治权威树立了新的经典。
朝廷对全国思想的高压控制，除了透过科举考试来执行，也透过一与科举制度紧密关联的教育管道来贯彻推行。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下令选派学官、重建中央官学，并且令天下郡县皆建学校，以作养士类。
[10]洪武八年（1375），在府、州、县学校之外，更广泛设立社学。
[11]据明代府、州、县的数量计算，全国府州县学约有一千五百多所。
[12]这些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储备科举考生的场所，因为科举既是当时近乎唯一的出仕途径，[13]学校并不能提供出仕的机会，学生只有依靠在地方学校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一、二等生员资格，或被贡入国子监，才能取得参与乡试的资格，也才有可能借由科举登第而出仕。
[14]这样将学校与考试合一作为育才选才的制度，不仅大大减弱了学校的教育功能，也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宰制明代读书人思想的效果。
在王阳明的时代，科举已行之有年，程朱学是当时每个读书人必读的课程，但因着考试方式的僵化与考试本身附带的功利目的，当年程子、朱子的学圣精神剥落殆尽，深邃远大的经学义理也因为刻板的考试制度而遗落。
[15]这种科举的功利士习纷纷引起士大夫的批判，有人更对科举选才提出具体改进之道。
根据简锦松的研究，台阁与苏州文苑的古学派便主张恢复博览古书、雅擅诗文以矫正浅薄的士习文风；李梦阳（1475—1531）和何景明（1485—1521）等人批判当时受科举八股文影响而日益卑下的文风，提倡文学的复古；王阳明和湛若水（1466—1560）等人则倡导恢复古代圣学，欲振兴士习。
[16]在提倡圣学的学者们看来，当时士人专致举业以谋求仕进的学术风气被贬斥为“俗学”
，这是相对于他们所研读的经书“圣学”
而言。
王畿（1498—1583）便说当时学术之弊不在佛教，“惟在俗耳”
，其所谓俗学则指在儒学的旗帜下，偏离圣学精神而落于“支离”
的学问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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