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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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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重点主要有二：第一，阳明讲会乃是地方乡绅与士人定期的学术交友活动，在性质上与文人结社相近，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尽相同；第二，地方讲会的勃兴促进了某些书院的兴修，而书院的兴修是乡绅和地方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也是乡绅、士人以自己的兴趣投身地方公共建设，欲借此改善地方风俗，并提升自己在地方社会中领导地位的一种作为。
而这些活动又都以嘉靖年间为盛，此也不禁让我们想问，阳明讲会与晚明士人结社作会及投身地方慈善工作之间的关联。
同样于16世纪末期，东林派思想家和地方士绅、儒商所提倡的同善会，逐渐在江南一带兴起，同善会和其他民间慈善团体如放生会、胜莲社、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恤嫠会等，都是以济贫劝善的社会福利工作为目的之地方性定期聚会。
[129]梁其姿指出，这些民间慈善事业，虽以救济劝善为主，但其最终目的则是借着劝善而欲重整地方的道德风纪。
[130]换言之，明末的民间慈善事业，主要是由乡绅与士人结社组成的固定集会团体，是他们以其地方领导者的身份，参与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作为。
因此，陈龙正在创立同善会时说：“这会只当是讲乡约的帮手”
。
[131]可见同善会与乡约目的一致，是地方社团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维系社会秩序的具体行动之一。
阳明讲会同样属于地方士绅定期性的聚会团体，也是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并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活动，而且这些会所盛行的地理区域亦颇为接近，因此从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而言，两者有类似之处，均属明代士人本着经世理想而投身社会建设的活动。
另外，明代最早的同善会目前所知是由杨东明（1548—1624）于1590年成立于河南虞城县，其组织可能受到民间某些互助会的影响，其思想源头与儒、佛二家关系密切，许多提倡者均是东林派思想家。
杨东明本人热衷讲学，其思想也颇受阳明学的影响。
[132]虽然东林学者对阳明学说和部分阳明学者有所批评，然若从聚会讲学的形式和学术的传承看来，二者之间实有密切的关系。
东林书院中每年举办大会一次，小会八次，大会举于春季或秋季，小会在夏冬以外每月一次，每次会期为三日，内容包括祭祀、讲论、歌诗等，在聚会讲学的形式上与阳明讲会极相似。
[133]全祖望（1705—1755）说：“东林继统，欲救其（王学）弊，而终不能不循书院生徒之习，以致贾祸”
；[134]张履祥（1611—1674）也说：“程朱之门多恭敬、撙节、退让之士。
近世讲学之徒，躁竞而已矣，躁竞之士，罕不为小人，此病东林与姚江皆甚。”
[135]
又如上文所论，阳明讲会与乡约本有重叠的现象，阳明学者也透过对地方人士的讲说以致力移风易俗、维持地方秩序，与某些同善会在做法和目的上都相近。
某些地方讲会的会约也特别强调士人对地方事务的责任感，例如，泾县赤山赤麓书院内的讲会，是萧雍（1583年进士）等所主持的地方讲会，[136]《赤山会约》的内容便多以改善地方风俗为考虑，其中论到赈济之事则主张：“各家以百人为率，百人之中岂无十人可出担石之谷者乎，极贫者亦十人止耳，十人出谷，积三岁可至三十石，十家可得三百石，以三百石之谷济百口之贫，煮粥计散，即不得餍足，何至枵腹待毙乎。”
[137]这种想法与做法与同善会相似，也可能是晚明慈善活动兴起后互相影响的结果。
因此，虽然我们无法认定嘉靖时期风行一时的阳明讲会和晚明文人结社作会、组织民间慈善团体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从其作为地方士绅有组织、定期聚会的形式，直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并欲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以及某些阳明讲会逐渐与晚明风尚同化等现象看来，阳明讲会的确可视为明末清初士绅逐渐参与地方事务、分担社会秩序责任之发展的重要一环。
[138]这样的了解也使我们对明代中期阳明学派的活动与晚明众多社会现象之间，不再只是从思想上的反动或修正来了解，而能够从活动的本身，看见一些内在的关联。
[1]杨布生和彭定国说明代讲学可分为三类：学术传授式的讲学、讲会式的讲学、宣传教化式的讲学。
见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84页。
[2]例如，浙江衢州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人相讲学，成立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臬等为兰西会。
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9页。
[3]例如，太平九龙会，据称始而至会者唯业举子，既而闻人皆可以学圣，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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