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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会与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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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已论及阳明学讲会肇始于王阳明晚年时期，盛行于嘉靖年间，不仅是促进阳明学派建构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活动，也与晚明文人结社、作会等普遍文人社交活动密切相关。
晚明地方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士人组成的定期性讲会组织，会中进行着祭祀、歌诗、静坐、默想、论学、散步、省过等注重身体力行的各式活动，不仅讲授、实践、传播阳明学，也联络地方精英。
这类具地方草根性的讲会也同时塑造了像王畿、钱德洪等周游各地讲学的新名师风范，又因为地缘关系，讲会成员对地方公共建设与教育风俗也有重大的影响，许多讲会都是书院建构的前身，讲学和书院兴建的过程也多有地方官员和乡绅的主导和资助。
因此就某一意义而言，阳明讲会不仅是学术性活动，更直接参与了地方公共事务与政治的活动。
而阳明学师友结集热络讲学的现象也被学者称为是历史上重视师友之道的难得盛世，罗洪先曾言：“孔孟之后千余年而有濂洛，濂洛之兴，师友之道一光矣，及其衰也，数百年而有阳明王先生，先生之门，师其学者几数千人。”
[7]阳明学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在数千人之中传播流衍，主要便是靠着各地的同志讲会。
讲会既是地方社会中一种属于家族血缘外的社团活动，而讲会成立的目的又在借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问学以进德修业，因此朋友之伦对其组织存在的正当性自然格外重要，这一点也确实屡屡为学者所强调。
而在实际的生活里，同志讲会所提供的师友连属的情形又如何呢？本章将从三点来讨论讲会对于学者的意义，以及热衷讲学的学者们在追求师友的理想驱动下的某种生活形态。
（一）精神的倚靠
周冲（1485—1532）写给王阳明的书信中有一段描述他对朋友相聚讲习的倚赖：“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
；[8]罗洪先在回给王畿的信中也说道：“弟赖诸公初有知识，居今之世，孤陋独立，固知其不可，故旬日不见友人，则皇皇不自宁，有以诸公片言至即倒履走奉。”
[9]这两段话都表达了一种不能与朋友相聚讲学的极度失望之情，描述一种惶惶然若有所失、不能集中精力、不得安宁的心理状况。
如此强烈地表达对朋友依赖的心理，究其原因，应不只是他们在理论上意识到朋友之于修身成德的重要而已，而是反映了他们长期优游涵泳于师友间教学相长的实际生活经验，以及在失去这种学习环境后的惆怅不安。
他们对于师友相聚论学的快乐，也有很细腻的描绘，罗汝芳说：“有时共师友谈论，胸次潇洒，则是心开朗，譬之冰遇暖气消融成水，清莹活动，亦势所必至也。”
[10]师友间如春风般的感染力可以开释一个人的襟怀，洗涤人的思虑，这也正如周冲所述朋友讲聚时乃精神流动，生意盎然，终非独自静坐读书可比拟。
张元忭说到自己与邹德涵、耿定向等人共同讲学的帮助曰：“吾之躁心日以平，欲心日以释”
，他更说自己能得此数君子与之共学，是上天的厚意：“天亦有以厚我而将使之不终于无成耶。”
[11]王畿对师友间的聚会格外热衷，他的表达也格外生动：
终日与朋友相对，宴安怠惰之气自无所容，精神自然充实光辉。
与士夫交承，非此学不究，与朋侪酬答，非此学不谈，晨夕聚处，专干办此一事。
非惟闲思妄念无从而生，虽世情俗态亦无从而入，精神自然专一，意思自然冲和。
[12]
喜爱会友讲学的周汝登对于朋友之助，尤其共同致力学道的同志之交有更细腻的描述：
余一生全得友乐，全得友力，少时习举，八九为群，肝胆相对，形骸尽忘，宁可终岁不问田园，而必欲当时相聚书舍；宁可半载不近房室，而不可一日不见友朋。
中年慕道则有道友，孚合谈证，趣味尤为不浅。
花时、月时、风雨时，必得道友谈道斯慰；愁时、苦时、病时、寂寞时、昏愦时、过误时、沉溺时，一得道友谈道乃开。
后遇宗门之友更自奇特，或以微言相挑，或以峻语相逼。
一日问予如何是心，予以训语相答，喝之曰：奴才话；数日又问，予不敢答，止曰：尚未明白，又喝之曰：为人不识自心，狗亦不直，时大众中面为发赤而心实清凉，无可奈何，而意实欢喜。
归来，终夜不寐，参求不得，辛苦仿徨，而次日下床又惟恐其会之不早集，语之不加厉也，余得友之乐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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