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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只以其中牵制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实行。
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重，不过此事在余自动取消则可，在他人强迫则不可。
优待条件系双方所缔结，无异国际之条约，断不能一方面下令可以更改。
此次冯玉祥派兵入宫，过于强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并不难办到。
余之不愿拥此虚名，出于至诚，蓄之久矣，若胁之兵威，余心必实感不快。
即为民国计，此等野蛮举动，亦大失国家之体面，失国家之信用，况逐余出宫，另有作用，余虽不必明言，大约尔等亦必知之。
余此时系一极无势力之人，冯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宫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辱，一言难尽。
逐余出宫，犹可说也，何以历代祖宗所遗之衣物器具文字，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古物乎？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囚，未必如此苛刻？在彼一方面，言丁巳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依时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唯有静以俟之。
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阶层的义愤。
这种义愤无疑是因我投靠日本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
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
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
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和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
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
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
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
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
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前半生弄成那样。
记得有几篇报导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又把它找出来了。
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
的消息，其中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符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最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同样之办法。
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
“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笼，为将来之机械也。”
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
当时有的文章显然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人写的，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得又是实在事：
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宫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祠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之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多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年，勿徒硁硁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
看了这样的文章，反而不能像在宫里时那样，能引起我对内务府人的疑心，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
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引起我的反应唯有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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