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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
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
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
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
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
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
在1950年代的“殷周考古”
或“商周考古”
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
，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8），所以对“夏”
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
一章下设“商殷”
和“西周春秋”
二节，“封建社会”
一章下设“战国”
一节。
在“商殷”
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所限，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
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
，且在“商代”
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
，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
，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
，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1979）。
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
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邹衡1980）。
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埋下了伏笔。
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
学说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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