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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迹象；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见本书《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
只是到了龙山时代末期，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才在“逐鹿中原”
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
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中原中心是如何形成的
赵辉把包括中原在内的西、北部旱作农业区文明化进程，归纳为不同于东、南部社会的一种模式，其“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
……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
相比之下，东、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
伴随新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发展起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
（赵辉2006）。
赵辉对文明化进程两大模式的归纳，与吉德炜“由物见人”
、触及智力思想的东、西划分（吉德炜1993），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时空和人群上都是一致的。
吉德炜在令人信服的比较中“十分强调东部居民的思想和社会组织”
，最终提出“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
论断。
相比之下，赵辉的表述似乎更代表了中国学者各区域共同进步而风格不同的惯常思路。
吉德炜和赵辉的论述给人的感觉是都偏于条块划分的“静态”
，但可以肯定他们都给予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极大的关注。
吉德炜敏锐地注意到“到了公元前4千纪至3千纪，东部沿海的文化因素开始侵入中国北部和西北部”
。
赵辉在这一问题上也花了相当的笔墨，他对中原地区演变脉络的把握相当准确。
不过，赵辉往往把中原的社会变化与外部影响分开来说。
譬如关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的文化重组，他分析道：“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快速覆盖了豫西的洛阳平原，并对郑州以及嵩山以南乃至渭河上游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
接着，他单独提及外来影响，“与此同时，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相继影响到中原地区”
。
在归纳中原社会的特征时，他用考古材料详述了这一地区“社会环境经常性地动**不安”
，而后论及“周围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是庙底沟二期以来中原地区的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在中原地区，来源或背景不同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和重组也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动**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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