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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是最早将仰韶文化与夏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学者。
他在《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中论述道：“《中华远古之文化》曾论及河南仰韶村的所在……此文化遗址，在历史方面有许多记载，都足以证明为夏代都邑。”
“传说方面夏代已有陶业。
……今仰韶遗器中陶器极为丰富，而圜器之壶在这些陶器中亦属不少，这也足以与仰韶遗物相印证。”
他最后总结道：“在本文中仅得依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
这本不是健全的方法，但我们也不妨认为一种有理解的新的提议。”
（徐中舒1931）此后，若干学者撰文附议，认为徐中舒所论“绝非臆必之辞”
，“夏、殷两代之文化，即此三数彩陶残片，不难推测其檀递之迹”
（丁山1935）。
“传说中之尧舜禹时代的安邑附近，亦即西阴村仰韶遗址附近，已有诸夏的分布”
，“渑池县曾发现仰韶遗址两处，而在传说中渑池县有夏后皋之墓。
……此间在春秋时即有夏的传说，足证仰韶村所发现之史前遗物，属于夏族”
（翦伯赞1947）。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则从尚黑和建筑城邑等方面比附，认为山东城子崖遗址所在的“东部地区有比较发展的龙山文化，与传说似相符合”
，进而从龙山文化遗物推想了“夏朝后半期的社会情况”
（范文澜1947、1953）。
吴恩裕也认可“夏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黑陶文化”
（吴恩裕1956）。
对此，赵光贤随即从年代、地域和地下材料与传说相印证三个方面，指出吴文的观点缺乏根据，“因此吴同志所说夏文化如何是靠不住的”
（赵光贤1957）。
赵文指出，“吴先生根据夏后氏尚黑的传说，就认黑陶文化是夏文化，那么根据同样逻辑，周人尚赤，何尝不可说彩陶和红陶文化是周文化呢？大概吴先生亦认为这样附会不可信，因而不做这样的推论。
那么为什么却独于黑陶和夏文化拉在一起呢！”
这大体上折射出了1930——1950年代夏文化推论比附上的认知程度。
（二）1950年代，二里头为商或夏
1953年，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者初步意识到其“与二里岗遗址，似属于两个文化系统”
，但未对其历史属性做出判断，仅提及“应列入我国历史中的哪一阶段，颇值研究”
。
1956年，郑州洛达庙遗址又发现了同类遗存，发掘简报直接冠之以“商代遗址”
的标题，认为其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
，并“有其独立的特征”
。
但已有学者做了另外的推测，认为“目前在郑州我们可能发现了夏代的文化遗址”
，包括“洛达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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