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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法庭就设立在离“万字楼”
不远处的海子边大礼堂。
经过9天的审理，原第10总队少将副司令兼政工处处长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10总队3名团长住冈义一、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别被判处13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为阎军充任军需官的笠实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这些战犯虽然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很多中国人内心却很难宽恕他们的某些罪行。
例如，曾担任过伪满滨江省公署特务科股长的大野泰治，参与了对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审讯和迫害。
再如住冈义一，他曾参与指挥对中国战俘的集体屠杀，1942年，在为新兵练胆而组织的两次“活靶刺杀训练”
中，共有340余人在太原市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被屠杀，其中包括50余名抗大女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抗大学员赵培宪，是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
她作为证人，出现在了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
免于起诉的人员中，包括目睹了今村方策绝命时刻的第10总队军医汤浅谦，他曾经在长治参与对多名中国人的活体解剖。
汤浅谦回国后，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战争罪行，记录他参与活体解剖经历的书籍后来在日本出版。
从汤浅谦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战犯的思想改造是极其成功的。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免于起诉的山下正男。
这位原第10总队第6团的连长回到日本时，身穿中山装式的军便服，头戴解放帽，胸佩富有鲜明中国时代特征的徽章，从服饰到气质，都与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无异。
山下正男后来在日本出版了《我懊悔的青春》一书，记述了“残留日军”
的故事。
1964年，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城野宏服刑15年后被提前释放。
回国之前，他向狱方提出了前往太原参观、谢罪的请求，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山西方面还专门为此成立了接待组。
1964年3月间，城野宏偕另一战犯富永顺大郎（日满间谍，蒋介石国防部2厅北平工作站中校副站长），由中国红十字会派人陪同来太原参观访问。
城野宏等人抵达太原后，接待组将他们接到条件最好的并州饭店，城野宏等人没有想到能“享受到贵客的礼遇”
，再三表示：“我们是战犯，中国人民的罪人，得到宽大释放，这次是特来太原向山西人民谢罪的。”
城野宏说：“我年纪大了，回国后再来山西的机会没有了，我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这一辈子，再加上子子孙孙也还不清。”
看上去，他十分伤感。
他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拜会有代表性的人物，表达他们向山西人民谢罪的意愿。
城野宏还提出要拜访老朋友赵瑞（日伪时期，曾担任山西省保安队副司令）、冀贡泉（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城野宏的辩护律师）、孙凤翔（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日语翻译）；希望为解放太原攻城部队的死难烈士敬献花圈并致以哀悼；要求参观东山太原战役要塞牛驼寨、凤阁梁战场遗址，并希望能够故地重游“山西省绥靖公署”
（即山西省人民政府大院）、“复兴楼”
（日军第1军司令部旧址），以及他曾居住过的东华门19号寓所。
城野宏并没有提出游览“万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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