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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倒好办，那时候我也有了老婆儿女，不考虑这些现实问题，也是不行的嘛。
正好那时候我台北有一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到台北来，他介绍我到一个机关里做事去？我想了几天，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去对老先生说了。
老先生半天没有讲话，脑袋搭着也不看我。
我心里既难过，又委屈，又感慨人生无常。
过了很久，老先生双手捂膝，身子往前一倾，用一种很苍老的声音缓缓说：‘他们谁都可以走，你——不要离开我。
’”
原馥庭感到鼻梁发酸，就这么一句话，彻底打消了他离开的念头。
原馥庭还以一个长期为阎锡山工作的学者的角度，对他的“雇主”
进行了一番概括。
他说：“阎先生一辈子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地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不管对任何党派的人，都很有教育启迪意义。
阎先生生逢乱世，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长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地改变自己的战略，是他一贯的准则。
在抗战中有两句话可以代表阎先生的思想，‘夏天穿衬衫，冬天穿棉袄，需要什么就来什么’、‘一等的事情要一等的人来做，一等的事情不做一等的人就会走，现在抗战是一等的事情’，老先生思想之超远深邃，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阎锡山其人的历史功过，国、共两党按照通常的做法，自然有截然相反的评价。
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国民党内部，对阎锡山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
这从一个侧面，也可反映出阎锡山历史的复杂性。
在大陆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见诸文字的阎锡山大体是：“反共反人民的罪大恶极的战犯”
，讲到他的活动，必冠以“反动”
，论及他的作为，也必称作“罪恶”
。
这是一种难免的历史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领域清除极“左”
影响，文化日渐多元，评价趋于客观，又突出揭露他“两面三刀，钻营投机”
的特性。
不过，对他的所作所为，毕竟开始有了趋于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对他的深入研究也显现出实事求是的开端。
台湾官方对阎锡山有诸多赞美之辞，但对他的公开贬斥，也同样是言辞激烈，针针见血。
如在阎锡山去世之后六七天，针对有些人鼓吹应对其实行“国葬”
的提议，台北《民族晚报》专门发表一篇名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的社论，便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有所谓“盖棺论定”
的传统，对死人往往是多加褒扬，而对其过错则轻描淡写，略词带过。
阎锡山刚刚盖棺，蒋介石亲往致祭，并送以“怆怀耆勋”
的匾额，还以政府名义颁布《褒扬令》，纪念规格可谓高矣。
而在此气氛之下，冒出这样的“社论”
，显然不是毫无背景的文人所发的牢骚，而很可能正是表现了国民党权力核心对阎锡山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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