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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成绩并不靠前，但当代许多大的创新都出自美国。
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国教育中深藏着“挑战权威”
的基因。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有一位印度朋友在美国任教。
一次，这位印度人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
此言一出，举座哗然。
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
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
与他们相比，我们对权威的尊重，尽管可以很好地维持秩序，但同时也瘫痪掉了那些对旧规则、老观点的质疑。
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因为从众和融入群体而得到了奖励，他怎么会再去与众不同地冒险、探索新天地？我们培养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教育理想，又怎么可能实现？
和挑战权威相伴的，是宽容。
学者胡适曾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我们说自由的时候，说的是一种制度。
当我们说宽容的时候，说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价值追求。
制度不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理念上，那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
应该说，目前教育改革所构建的一系列制度，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能够自由发展，但缺少宽容的基础，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浅自由”
，或者说是“伪自由”
：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是不自由的；过程看似是自由的，但结果是不自由的。
2013年，上海市中考的作文题是《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
考试当天，有记者在考场外采访，一位学生说：“如果真说心里话，一定考不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一旦真说心里话，就很可能是与评卷标准不符的“异质思维”
，而对“异质思维”
，我们向来缺乏宽容。
记得几年前，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英国皇家学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曾谈到，到目前为止，印度至少在一个方面比中国具有优势，这就是教师和学生在选择研究课题、表达和检验一些比较异端想法的自由度上更大。
他强调，这种自由度是创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自由度及其背后的宽容，又何尝不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衡量标尺呢？只有在宽容的文化氛围里，我们才可能形成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
：师生可以大胆挑战权威、可以从容表达自己的思考，各种观点、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让整个教育呈现出一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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