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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知道，从来没有一块地，天然就只给人类以利的，都得经人为改造，才能日见其利。
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办法；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较有办法。
今后假使我们不注意这些问题，长江流域也会变成没办法的。
换言之，若使我们能注意到这些问题上，北方也依然有办法。
二
我们再从经济讲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早，有些地方文化发达得迟。
譬如珠江流域广东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个宰相张九龄（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韩愈时，始有第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可见那时广东、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长江流域，更不及黄河流域。
宋明两代文化学术最活跃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国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
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迁去。
江西在宋以后，比较上是南方中国人文中枢。
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兴起。
到清代才有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南地区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氏尝说：“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必然会衰落。”
若把欧洲看，希腊转向罗马，再由罗马转向英、法诸邦，今天英、法诸邦又开始转向衰落，似乎斯宾格勒的话证验了。
但中国则不然。
中国地方大，因于文字统一，语言也比较统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统一，此与欧洲不同。
因此，黄河流域衰了，转向长江流域继起新生，只成为内部变动，大传统还是个中国。
所以我们觉得欧洲史变化大，中国史变化小，这由我们的祖先，替我们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版图，不像西洋各国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里。
一个国家强盛兴旺了几百年，盛极必衰，必然要起变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给人生的悲剧。
正如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以上，学问深湛了，经验丰富了，意志也坚强了，可是身体却衰退了。
一个社会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样的一定要动摇，要发生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衰乱的时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长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辽东，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传统中心的洛阳，正如一阵飓风的漩涡中心，空了驯至铜驼荆棘，疮痍满目。
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却在新环境里获得了新生命，慢慢转回来，再凝结，便形成隋唐的统一。
这种中国历史里的新生机运，专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
因为他们是多元的小单位，而我们则是一元的大单位。
若说希腊完了来罗马，罗马完了来近代西洋。
他们的文化也还是不断新生，那是无所用其悲观的。
但从小单位看，我们单看希腊、单看罗马、单看现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宾格勒的悲观意想。
但我们若把斯宾格勒的悲观来看中国的前途，那又错了。
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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