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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以外的主要演出场所，2008年2月至5月间共37场，相比2007年的42场，属于合理范畴。
中山音乐堂在室内乐、爵士和独奏音乐方面占有优势。
保利剧院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在杂技和综艺方面力拔头筹。
北京音乐厅的民乐和中国音乐历来是亮点，世纪剧院依旧长期处于真空状态。
如果按这组数据和统计看，国家大剧院的建成对北京其他演出场所的演出并没有构成威胁和较大影响，而是将北京演出的场次和数量都翻了一番。
可如上数据显示的仅代表数量，而在演出质量方面无法体现。
有一点值得重视：在各大演出场所演出容量远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激增，究竟能否培育演出市场的良性发展，还是靠竭泽而渔地抢夺他人的地盘？它起到的究竟是引领作用，还是垄断作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余陈之争升级？
2008年4月底至6月中，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首届“中国交响乐之春”
拉开序幕。
这一庞大的项目邀请到中国内地42支交响乐团中的37支到国家大剧院举办音乐会。
在缺阵的乐团当中，除去因为编制、经费不够和之前在大剧院多次亮相的三支乐团未出席外，另有两支格外抢眼，分别是无论在经费还是艺术水准均处于国内顶尖行列的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
两支缺席擂台的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与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均为中国指挥家余隆。
不可避免地让人回想到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陈佐湟与余隆之间的恩恩怨怨。
早年余隆创立中国爱乐乐团之际，从时任乐团音乐总监的陈佐湟手中的中国交响乐团“借走”
大批人马，导致“国交”
一蹶不振，陈佐煌也黯然离职。
因此当陈佐湟由吴祖强教授推荐出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之后，“陈余之争”
大有升级为各自所代表阵营的互相较劲之势。
国家大剧院目前与上海大剧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并越来越多地与东方艺术中心联动演出。
陈佐湟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并极有可能在明年染指深圳交响乐团。
余隆手中握有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和2009年即将建成的广州大剧院，也是2009年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陈燮阳退休之后的继任的三位有力竞争者之一（另两位是汤沐海与吕嘉）。
抛开“余陈旧怨”
和国家大剧院不做场租的清规不谈，同为北京严肃艺术的名片，200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未能与国家大剧院形成任何形态或方式的合作，也是一个危险且刺痛人心的信号。
这一信号所蕴含的更深一层次的意味是演出市场之争：资金、演出资源和市场。
两者同为北京市政府下辖，资金来源为政府拨款和商业赞助，国家大剧院已在资金方面打破了过去音乐节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十一届音乐节的新闻发布会上，音乐节负责人称，日后的音乐节重点将从单纯演出转移到教育项目上，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将从高成本制作转向低成本运作的另一种说法。
在演出资源方面，国家大剧院利用其雄厚实力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加之其三座大厅的剧场资源吸引了国外团体和艺术家，而剧院“国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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