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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ato也曾发出一点点疑问：“我们对社会没什么贡献啊。”
Louis接口答道：“什么社会，我们就是社会！”
当Louis和Tomato热情拥吻时，生命变得**裸，不在社会、法律、契约、体制的任何编码之内，这是一场青春狂放、**的解码过程，结果是什么不再重要——
早在一百多年前，尼采的快乐哲学就曾预言了活在城市中的新游牧人思想：“这些所谓新游牧人对社会规范置若罔闻，想要在被编码的社会地位中逃脱。
他们质疑被过时道德信条虚无化了的社会观念，他们反对压抑欲望，甚至认为要透过解放欲望来让一切价值重估。”
八十年代的香港青年，体内游动着这种新游牧人因子，香港新文艺片旗手、新浪潮时期代表人物谭家明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将哲学、文化、艺术蕴含在当下青年人的生活场景中，对道德观念的不屑一顾、对诸种欲望淋漓尽致的沉浸——创作了这部充满幻灭气息的冲击力十足的后现代电影。
后来谭家明担任王家卫电影剪辑，把这种可以无限解构的风格保留下来。
《烈火青春》也是张国荣自认为电影生涯中的“第一部作品”
，张国荣凭借此片赢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他对无根少年Louis的演绎已经具有后期他所擅长也是独有的含蓄、内敛而充满张力的风格，赢得业界一致好评，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入围影帝大奖。
那年他二十六岁。
自从张国荣与父母关系恶化，从家里搬出来独立谋生开始，生活孤独困苦，前途也是一片渺茫。
经历了《红楼春上春》的耻辱，《喝彩》《失业生》之类的不良配角之后，第一次饰演有丰富内涵的主角，而且还是跟谭家明这么有文化内涵的导演合作，自然是很幸运的事，他的春天也从此开始了吧。
不幸的是，这部电影于1982年首度上映午夜场时，很多家长向教协投诉，十八个教育团体二十六位中学校长联署向布政司请愿，指出《烈火青春》意识不良；公映首日就遭禁映，七人重检委员会就《烈》片召开复审会议，删去百余尺**镜头后才获准上映。
张国荣说：“我本身很喜欢《烈火青春》这部电影，谭家明是一个很好的导演，拍戏时，十分的有心思，只是拍得太慢而已（他不知道后来他碰到谭家明的‘徒弟’王家卫更是慢得厉害）。
我和他合作很愉快。”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青春片，青春的躁动和欲念已经超出了时下一般青春电影不是与家庭就是与制度对抗的老套，它不想编造一个曲折离奇、儿女情长的完整故事，而是采用了碎片式的结构，铺陈青春的火焰，此片上升到探索精神虚无的层次，青春的旋律并不总是欢快和激昂，Louis和Tomato在旅舍长谈，提到《上帝死了》这个插曲其实就是指出了他们的无依和迷茫。
“远方的船，去了阿拉伯……”
这句结语只是一种寄托，他们追求远方，就真去了远方，而远方是否像海子道出的“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
有人却说，“在这青春的耗散中却又潜伏着隐忧，他们过分的**，让人担心过于激越的东西总是难以到头。”
在影片的结尾Tomato用鱼枪救了Louis，他们消灭了敌人，完全自由了，乘上那艘小船勇往直前，然而却给人一种“孤帆远影碧空尽”
的怅惘，家园依旧遥远，梦想遥不可及，全片仍旧笼罩着的一种虚无感。
是的，太过激越的青春总是在上帝的妒忌中夭折，如果有幸到达，世界的尽头又是什么？当他们逃脱了这个充满束缚的社会，到达一个想象中的世外桃源，会不会接着陷入一种无序、无根的迷惘状态？人的生命可以体验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却无法长期在里面存活和繁衍。
城市中的新游牧人游离出卡夫卡所描述的机械化了的编码社会之后，就会进入哲学家德勒兹的后现代社会，而游牧革命与其自身所建立的后现代社会明显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游牧革命不能建立和保持后现代社会。
正如持续的精神分裂状态是人不能生存的状态一样，不断进行的欲望革命，以及废除了一切权力组织和辖域的游牧革命，既不能保证后现代社会的确立，也不能保证后现代社会的稳定。
游牧政治革命注定了后现代主体的不可避免的疯癫谵妄和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生存境遇。”
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悖论，当你得到你一直拼命想得到的东西时，你便像笼中鸟一样囿于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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