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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
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
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
别的编辑们好象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
散出的时候，某甲之友也是编辑先生的某乙，很感动的向或一书店代表道：“他牺牲了个人，总算保全了一种杂志！”
“他”
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约是以为这种献策，颇于名誉有些损害的。
其实这不过是神经衰弱的忧虑。
即使没有某甲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不过用了别一种缘由来开始，况且这献策在当时，人们不敢纵谈，报章不敢记载，大家都认某甲先生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须，谁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过交头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誉无关。
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
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
这种乱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
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
，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
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虽是文学家也很难脱体的，而且这也不算是恶德。
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
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但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会被抢去了饭碗，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
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见一个西洋人从旅馆里出来，几辆洋车便向他飞奔而去，他坐了一辆，走了。
这时忽然来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车夫的头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车上的照会。
我知道这是车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为什么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为西洋人只有一个，当然只能坐一辆，他也并没有争。
后来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诉我，说巡捕是每月总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懒惰，于饭碗颇有碍。
真犯罪的不易得，就只好这么创作了。
我以为审查官的有时审得古里古怪，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恐怕也是这缘故。
倘使真的这样，那么，他们虽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诃夫选集”
做成“残山剩水”
，我也还是谅解的。
这审查办得很起劲，据报上说，官民一致满意了。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工作紧张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自在沪成立以来、迄今四阅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十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故出版界咸认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该会审查标准、如非对党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余均一秉大公、无私毫偏袒、故数月来相安无事、过去出版界、因无审查机关、往往出书以后，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审查会成立后、此种事件、已不再发生矣、闻中央方面、以该会工作成绩优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种组织、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员计划、以便利审查工作云。
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
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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