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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教社决议案为什么要作如此改动？社会教育与边疆工作是如何扯上了关系？
聚焦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资料，顾颉刚作为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
“本年三月间，本社假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举行第五届年会。
出席有中央教育部代表顾颉刚，江苏省府代表刘虚舟……”
[193]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中[194]相互参照，顾颉刚作为社教社社员，是以该院教授兼教育部代表双重身份，全程参与了苏州年会。
顾颉刚作为“中华民族是一个”
理念的提出者[195]，作为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主持者及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复员后的首任理事长，“从九一八事变至今（1947年，笔者注）16年间，‘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永远占据了他的心”
[196]。
这一点，从1946年顾颉刚两次举措可见一斑。
其一是1946年春顾颉刚向国民政府参议会递交《切实推进边政案》（草稿），批评以前政府强迫边疆民众进入学校读书的错误做法，主张按照边民愿意接受现代化的社会教育的特点，采用电影、广播、图画、演剧等社会教育手段诱其改变，设立训练班训练商人，使其充分认识国家现状及自身责任，奖励并保存边疆善良风俗等[197]；其二是同年12月在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顾颉刚作为提案审查组成员，他极力主张“推行边教，先须从社会教育做起”
[198]。
而在顾颉刚边疆教育理念中，他认为边疆教育作为调整政治、宗教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一种工具，可以走“用旧瓶子装新酒，要充分利用固有的语言文字和信仰习惯，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以灌输新的知识，新的能力”
[199]的道路，弄清楚这些背景，就会明白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中为什么关注边疆教育，为什么会增加“应沟通各宗族的语言、文字”
，在目标中加入“加强各宗族间的团结”
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
讨论稿中“各民族”
到决议案中“各宗族”
的表述变化，与顾颉刚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讲，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顾颉刚等社教社同仁对蒋介石“宗族论”
[200]的不反对甚至认可态度。
实际上，这个细节资料对近些年学界关于顾颉刚“中华民族”
概念与蒋介石“宗族论”
中华民族理念之间的纠葛、蒋介石“宗族论”
破产时间提出了挑战。
随着近年来对民族问题研究热潮的出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观念备受关注[201]，关于顾颉刚与蒋介石两人对“中华民族”
观念是否一致性的争论再次激烈起来。
黄兴涛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多关注顾颉刚与蒋介石思想的同一性方面，乃至怀疑其有可能被蒋‘御用’，反而忽略当时两人彼此之间思想的差距，这其中恐怕存在失察之处。”
并援引1947年7月出版的《中英对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对“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的“民族”
翻译资料，认为：“不知这一将中华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译成‘races’（种族或种族的扩大）的翻译，究竟达成了谁的心愿？显然不完全是蒋介石的，似乎也不全合孙科的主张，倒是比较符合顾颉刚和谢康等人的认知。”
对于学界认为顾颉刚“种族说”
“部族说”
与蒋介石高度一致性的言论，黄兴涛连同汪少伦的“支族说”
等，一并体现在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共同关切中，“成为那一时代应对时局、寻找民族和国家出路的不容忽视的民族文化思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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