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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59]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60]《各日开会情形》，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次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35～36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2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61]作者为江苏宜兴实验农民教育馆馆长吴培元，字作民，江苏宜兴人。
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1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
[162]作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载《中国农村》，第2卷3期，1936。
[163]第四届年会召开前夕，即1月17日、19日理事会第13次、14次会议先后通过新社员248名，90%以上为广州社员，其中第13次会议一次性通过200名，包括萧冠英、黄麟书、黄敬思等年会筹备会核心成员，《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64]晏阳初：《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3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65]“本年年会人员，计会员221人，内男会员184人，女会员37人，志云124人，内名誉筹备委员会14人，筹备委员会15人，各部干事共95人，合计会员职员345名。”
《会议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结束》，载《国立中山大学日刊》，第2115期，1936-02-12。
[166]蔡衡溪：《吾所望于本社第四届年会者》，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5；方惇颐亦表达了广东社员们的心情：“作者忝列本社社员，向来僻处南方，这次无须舟车之劳，而能参加这个轰动一时的盛会，瞻仰许多崇高伟大的学者，接近到许多埋头苦干的勇将，亲聆到各种鞭辟入微的谠论与切实宝贵的经验，那当然觉得是无上的光荣！”
方惇颐：《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67]崔载阳：《欢迎社友到广州来》，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68]作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载《中国农村》，第2卷3期，1936。
[169]《工作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99～11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0]《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10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1]方惇颐：《吾所望于本社第四届年会者》，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72]桐膺：《以民众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的我见》，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73]如：“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者而已”
。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益世报·农村周刊》，第57期，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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