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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社会教育家群体通过社教社这个学术共同体，表现在外的，更多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是国家从形式统一向实质统一过渡的侧影。
近代中国各种教育思潮显示知识分子群体（学界）的团体力量，政府希望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
而要争取学界支持，政府对其关切的教育课题及理念必然有所回应，设法将其建议纳入政策，化为具体实践；而学界要争取政府的支持，以便其理念、目标能转化为现实。
从效果看，政学两界相互妥协所构成的合力，相辅相成，使得社会教育既不会流于口号、形式或一纸具文，又不至于因为经费的短缺或个人能力的限制、位置变动而昙花一现，社会教育因此得到持续、深入的发展。
综之，无论以保甲为中心的乡村村政建设实验，还是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普及实验；以合作社为中心的乡村经济建设实验，抑或以乡村青年学校为中心的乡村青年训练、以乡村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实验；两个实验区最为注重的，是为各式培训、训练制定详细日程表（如表3-3、表3-7、表3-8、表3-14），这些日程表背后的军事化的班级生活，为保甲长、塾师、壮丁、乡村青年等民众领袖，军民训练、儿童班传习生以及合作社成员，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集体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认同的构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而非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主要目标。
“洛阳实验区可以说是处处依着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法令，并且帮助党政机关推动主义和法令的施行。”
[198]“本区一切事业进行，务须本洛阳县政府之县政进行及区署地方自治的实施，及其他乡建机关切实联络，以谋建国方针的齐一而收政教养卫合一的实效”
。
[199]花县实验区时时强调训练乡村中坚人物，以民族教育、国难教育为中心，使他们负担起建设乡村的重任，再造乡村复兴民族。
美国社会学家科泽认为：“人们需要为他们自己构建一种社会认同，以及表达出和他人的一致感，集体仪式为达成这些目的提供了重要的方式。”
[200]在集体生活仪式的作用下，原本抽象的国家、民族、政党等概念因特定生活课程安排而具体化，成为引导、强化学员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像、总理遗嘱等作为国民党政党文化的符号，作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密集出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们浸润在训练班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
而象征符号和仪式作为社会动员、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和社区的认同和强固功能，象征符号通过仪式过程得以生动呈现和充分展示，“符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符号霸权的形成，从而使人们对符号产生习惯性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他们产生作用”
[201]。
各种训练班、民众基础学校的生活课程安排中，教员们的身份、主要内容以及口号等，都成为国民党“党治”
权威下基层社会渗透的文化运作方式，构建的集体记忆为国家观念、政党认同做了坚实铺垫。
“（洛阳实验区儿童高级班升旗典礼，笔者注）民族意识是我国教育所亟应培植的，每当上早操时前，朝气方盛，即撞钟升旗，全体肃立致敬，村民每个人的心中又是怎样的动**着国家观念呢？”
[202]实际上，无论洛阳实验区，抑或花县实验区，均利用这种制度设计，将彼时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进行抽丝剥茧，凝炼为集体记忆的简洁文本，在这“丰富”
与“简洁”
背后，体现的是实验区在进行集体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维途径（包括时间、空间和仪式议程、宣传口号等），而每一种途径都在为实验区“政教合一”
的实验目标制造着可能。
借助这种富含象征与隐喻的多维途径，社教社的精英们向实验区的民众们渲染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取向，民众们身处其中，民族国家、党治文化、合作经济、新生活运动等流行话语体系，被安插在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实验事业中，多向度渗入他们的社会日常生活，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愿等三民主义符号被广为认同。
洛阳实验区管教养卫实验事业[203]，花县实验区的乡村青年训练、乡村基础教育实验，绝不仅简单地将政治秩序投射到象征层面，还为政治秩序完善提供了新的佐证，为新形势下政教合一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单就完成六年计划的洛阳实验区来看，如果从实验区董事会的顶层设计和结果来看，偏于一隅、似乎不那么轰轰烈烈的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大体按照预定目标进行，其实验结果甚至与国家重大的法律意志和政治制度——以国民教育为中心，容纳儿童、青年、成年于一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一体的新县制不谋而合[204]，折射到新县制下的国民学校实践中。
从这个角度讲，社教社合办实验区的价值和结论，似有重估的必要。
[1]郑一华：《几年来民众教育中的矛盾现象》，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2]许公鉴提案，认为社教社应订定中国社教研究实验事业总计划，支配各地社友分别研究实验，分工合作，按期进行，改变之前向无联络、各就所好、各行其是的局面，大会通过“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实验事业协进会，委员人选及详细办法，交由理事会斟酌办理”
决议。
许公鉴：《如何谋研究实验事业之分工合作案》，《决议案》，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68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3]高阳按照理事会安排，专函晏阳初，邀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加入“研究实验事业协进委员会”
。
11月11日，晏阳初回复高践四，欣然应邀入会，并提出通信联络各地的建议。
“践四先生有道：敬复者：奉读大函，敬悉一是。
中国社教社组织研究实验协进委员会，邀约敝会参加，欣兴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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