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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刺激了与平教会关系十分密切的广西省政府，致使双方联手抵制和排斥雷沛鸿，这很有可能是造成迄今为止为学界所忽略的雷沛鸿被免职，以及研究院遭关停的重要原因之一。”
[155]从平教会档案记载来看，1936年3月，晏阳初在对定县工作同志讲话中，宣称“广西当局要使本会能彻底推行其工作起见，极诚恳地要求陈（陈筑山，笔者注）先生担任教育厅长职务，同时并请朱有光先生担任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
[156]，尽管因“两广事变”
爆发及雷沛鸿不合作而告吹，但两人交恶达到了顶点，与其说是两人权力地盘争夺所致，倒不如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更为贴切。
1936年4月，晏阳初称“应广西当局”
迭嘱前往效力，决定在桂设办事会，委陈筑山主持，“并经陆续选遣此间负责重要职责之同志，如有光、佛西、石庵诸兄南下襄助”
。
[157]而这个时段的社教社，与晏阳初亦愈行愈远，1936年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一改前三届年会邀请晏阳初出席或为中心问题拟定草案的惯例，年会筹备委员会再无与晏阳初联络的任何记录。
1936年夏末，雷沛鸿被迫辞去厅长职务，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研究院被关停。
1937年2月中旬回国后，“顷已应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聘，来锡讲授《民族运动》、《比较成人教育》等课”
。
雷沛鸿落魄之时，《社友通讯》专门刊登“雷君系本社现任理事之一，原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去年秋离桂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
……雷君曾任该院教授多年，此次回院，闻者莫不称庆不止”
[158]为其缓颊，可谓极大情感慰藉。
相较与晏阳初的江湖恩怨，雷沛鸿与广西同乡、社教社常务理事梁漱溟的相处就简单许多。
1933年第二届年会梁漱溟大出风头，雷沛鸿因准备南下赴任，并未参会领略其风采。
1935年1月，在雷沛鸿屡屡邀请之下，梁漱溟答应前往讲学，《社友通讯》特就此事先后两次发布“社务报告”
[159]。
在桂省逗留一月有余，梁漱溟日程非常紧凑，不仅为研究院师生先后作了《乡村与都市问题》《中国教育的改造》专题讲演，宣传其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方案；主持学术讨论，回答师生疑问，并专门比较了邹平实验与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实验的异同，在充分赞扬雷沛鸿的敬业与执着，肯定广西当局励精图治的同时，对广西实验中政治力量介入太多、文化力量不足提出批评意见。
与社教社俞庆棠、高践四、赵冕等人看法较为一致，雷沛鸿对梁漱溟的社会本位教育系统方案大为认同：“我们主张的国民基础教育的论据，恰与梁漱溟先生的基本见地相符合”
[160]。
对登载梁漱溟相左意见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文章，雷沛鸿不以为忤，并将其刊登在《国民基础教育丛刊》创刊号上，郑重推荐给研究院师生及国内同行。
学界研究者指出，梁漱溟对雷沛鸿的影响甚大，不仅在省内成立了“梁漱溟先生学说研究会”
，因认可梁漱溟“中西文明不合辙，才是我国积弱不振的主因”
的说法，毅然将研究院院歌中“唯贫与弱是主因”
改为“唯文明抵触是主因”
，并因此冒犯广西省政府，为其被迫辞职埋下伏笔。
[161]或许，事情并非表面上如此简单，社教社以及其背后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始终是雷沛鸿最稳固的精神家园，雷沛鸿与晏阳初、梁漱溟之间的是非恩怨，已然成为社教社与两人关系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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