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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鉴于当时西医对其生存空间的压迫日增，中医也主动选择了近代的医院模式，出现了纯粹的中医院，如原外城官医院院长杨浩如在1920年创立的养浩庐中医院，能够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
[102]还有一些中医学校附设了中医院。
但随着中国社会对近代医疗卫生观念的认同逐渐增强，西医营业也日渐发达，其医疗空间在不断扩张，相对的中医诊治量有所下降，其参与到近代医疗空间中的努力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医院逐渐取消了原本兼设的中医。
如1917年，仁民医院因医院建筑忽生交涉纠葛而暂行停办，警察厅于是借其地址扩充外城官医院西医诊治所。
[103]外城官医院还鉴于西医诊治人数已明显超过中医，而有添设西医诊治分所的计划。
[104]1933年由内、外城官医院合并而设的市立医院，就已完全是一座西医院了。
为满足民众的医疗卫生需要，近代医疗空间应当在城市中更为广泛地分布，一些医卫人士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
针对北京时疫流行，而百万余人仅有一所传染病院，有人提出应再择合适地点添设一所，或设分院数所。
[105]还有人提出更为宏大的建议，市立医院应扩充至北京每个城区均有一所，同时每条胡同均有公共诊疗机构。
[106]这样的构想在当时限于经济条件无法达成，而在当代中国正逐渐成为现实。
在固定的医疗空间不能满足需要时，设立巡回的医疗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矛盾。
1924年报纸上就有对美国巡回医院的介绍，被列入珍闻栏中。
[107]1934年珍闻终于成为现实，北平市政府卫生处设备了巡回医疗车，“逐日派出医师，携带药品，按照规定路巡回，并分赴各诊疗所，协助医疗，施行以来，市民称便”
[108]。
近代医疗空间在城市中的位置，与城市民众的医疗卫生需求有关，但不同性质的医院在选址上有所差异。
官方设立的医院主要根据城市空间，力求达到较为平均地分布，以照顾各个区域民众的需要。
清末时官医院就分内、外城设立，虽然1927年内城官医院停办后归并至外城医院合称官医院，但几个月后京都市政公所就鉴于内城居民至外城就医不便，又于内城官医院原址设立了京都市立官医院。
[109]1933年成立的市立医院地址在原外城官医院，但其下亦附设了内城及东、西、北郊四个诊疗所。
[110]外国医院的就诊者多为外国人，以及有财富或身份地位的中国人，因此地点多集中于东城，这里靠近使馆区，还是教会集中的区域，有钱有势的中国人也多聚居于此。
私人医院及诊疗所以盈利为目的，多于热闹繁华、人往便利之处设立，如前门外、西长安街、西交民巷等处。
医疗空间的位置既要考虑病患前往就诊的便利性，也要顾及病症疗治的空间需求，尤其是传染病医院的所在，既要为患者提供足够的隔离空间，还要确保未病人群的卫生。
传染病医院起初设于东四牌楼北十条胡同，“本宜选择城外空旷地方设立，只以现在社会风气尚未大开，地点愈远恐人民愈不愿就诊”
[111]，因此设于东城人烟稠密之处。
开办不几年，院长严智钟以地址狭隘不便请内务部拨给新址，该部认为天坛内的神乐观“甚作医院”
，将其拨给传染病院。
[112]当时的天坛位于城南，尚未开放为公园，地广人稀。
至1920年，随着传染病院就诊人数逐渐增多，就诊者前往位置偏僻的天坛均感不便，于是又迁移至朝阳门内南小街陆军军医学校本部，新址为西式洋房，地理位置和空间结构均更适于医院的需求。
[113]天坛神乐署遂改为临时防疫医院，并在京师四城借用距离街市较远的僻静庙宇数处略加布置，以应临时防疫隔离的需要。
[114]
天坛内的神乐署，除了曾设传染病院之外，还作为防疫组织的所在地，一直延续至民国结束。
1918年内务部于传染病院内附设传染病研究所，并添设中央卫生试验所[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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