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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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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北京正处在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城市的空间也在不断更新，以满足人们新的需求。
公园在舆论和市政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创设，反映了人们获致卫生环境的美好愿望，政府和社会都对其抱以支持态度，并以公园作为教化民众的新据点。
近代市场是市政机构积极引入西方商业管理模式的产物，而东安市场和屠宰场的成败对比，反映了政府在新型空间创设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公益能否战胜功利，则要看行政权力有无实力压缩商业利益的存在空间。
近代医疗空间是集中体现卫生观念和实践的场所，市政机构通过积极地扶持和引导近代医疗空间的成长贯彻自身的卫生诉求。
这些新式空间诞生于卫生知识的指导，又造就了卫生的精神。
卫生知识与城市空间的更新之间互为因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共同获得了发展。
政府对新式空间的影响力最大，甚至成为其能否产生的关键因素，鲜明地标示出政府在城市空间更新中居于的领导地位。
通过主动增强卫生的教化能力、努力赢得与商业利益的博弈，政府的空间统治形式得到了丰富和扩展。
在北京这个典型的传统城市中，新旧因素互相影响，新式空间在创建过程中对传统空间进行了积极利用和改造，体现了新权力对旧秩序的破坏。
同时传统空间也对新式空间的产生了影响，使得传统因素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并丰富了新式因素的形式和内容。
卫生知识在与中国传统的相互角力中获得了较大范围的胜利，但其收获的战利品，不纯然是陌生的产物，而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中国的传统能量，潜移默化中，新之不全为之新，旧亦不再复为旧。
[1]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载《档案与史学》，1996（6）。
[2]《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载《大公报》，1905-07-21（2）。
[3]《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戴洪慈奏陈各国导民善法请次第举办折》，载《大公报》，1906-12-08（5-6）。
[4]刘志琴主编，闵杰编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53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万牲园，在西直门外，俗称“三贝子花园”
，设于农事试验场内，第一批动物来自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期间购回的各种动物。
参见刘志琴主编，闵杰编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426～531页。
[6]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139页。
[7]丁义华：《公共花园论》，载《大公报》，1910-06-08（3）。
[8]黄以仁：《公园考》，载《东方杂志》，1912（2），3页。
[9]《论公园与市民之关系》，载《市政通告》，1页，1917-1918。
[10]《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载《大公报》，1905-0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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