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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防疫时间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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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将流行性的传染病统称为“疫”
。
疫病流行与气候和季节密切相关，因此防疫也与时间紧密联系。
以天花为例，在中国这是从古代至近代都极为常见的一种传染病。
对天花的预防方法，中国在晚明时就发明了人痘术，在清嘉庆年间西方牛痘术传入中国并很快为国人所接受。
[22]在从人痘到牛痘的技术转换过程中，传统人痘接种技术的普及程度，和施行接种的慈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网络，是牛痘术在中国得以顺利推行的关键因素。
[23]虽然牛痘作为外来事物未受到明显排斥，且在医界和社会上层对推广牛痘的呼吁不遗余力，但牛痘与人痘并行的社会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
[24]
在近代中国，不仅传统的种痘技术仍在施行，传统的种痘观念也继续存在。
传统的习俗认定种痘的时间在春季方为适宜和有效，这种看法的依据，或有认为种痘在春季易发，且兼及消除百病[25]；或有认为严寒时不愿施种，尤其是儿童，其家人多待到天气暖和方准种痘[26]。
种痘一次终身免疫，亦是传统时代即有，近代仍然在民间流行的看法。
[27]美国社会学家甘博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中就提到这样的例子，有位妇女在被问及是否出过天花或是否做过预防接种时回答：“我都28岁了，还问我出过天花没有？出过，我当然出过了！”
[28]因此民众种痘往往只集中于短时期内，且接种次数较少，造成接种率不高。
这些不合于近代卫生的观念，受到了卫生舆论的批判，并认为这是导致天花经常流行及致死率高的原因之一。
为改变仅在春季种痘的传统卫生观念，民间力量和市政机构都进行了切实的工作。
报刊充分发挥了舆论的引导作用，对种痘的科学知识进行传播。
如1917年《晨钟》的《家庭常识》栏目对种痘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春秋季为种痘的最佳时节，而当天花流行之际则随时皆可种痘。
[29]1926年《晨报》再登种痘知识，对种痘宜在春秋的原因作了详细阐述，指出此时仅是因为气候较为温和，较夏冬二季易于痊愈而已；预防天花本不应拘于时期，当流行之时不问老幼皆应种痘，且每隔三五年须再接种一次。
[30]
与舆论相呼应，卫生行政机构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
中央防疫处每年均印发上万张的劝种牛痘传单，或委托区署按户散发，或交由卫生区事务所分送各户；并将城内各处专设张贴防疫处布告的宣传木牌，换贴《劝种牛痘》图说，以形象化的方式扩大宣传的效果。
[31]京师警察厅在开设分所接种之前，一般都要印发布告，“派警择要张贴”
，广为宣传，俾使民众周知。
[32]宣传布告循循善诱，可以京师警察厅宣传霍乱接种的布告为参照：“接种时并无半点痛苦，接种后亦无微些不快，须知本厅与中央防疫处之所不惜重资劳道员司者，分言之，所以保个人之康健，合言之，即以谋公共之卫生也。
发良意美，孰逾孰斯，合亟布告，仰即通知，遵时前往，勿事犹豫，有厚望焉。”
[33]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令各地于3月1日开始实行种痘，并附发种痘图画，分发各地仿印张贴。
[34]北京的卫生行政机构对此积极响应。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每年都积极印制各种传单、标语及种痘券，交由各自治坊发放给居民。
[35]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在1935年举办了扩大种痘运动，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在《北平晨报》上发行扩大种痘专刊，以及在各新闻纸上刊登新闻；每星期二晚间派员至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种痘宣传，且商情北平及河北两电台每日于新闻后义务为此宣传一次；派出学校卫生医师护士至各校讲演，并让学生回家讲述以收间接宣传之效；印制了传单五万张，通过门诊、清道夫、学校等多种途径发放；拟就警醒词句交由中央、中天电影院义务放映；雇佣夫役组成游行宣传队，持布质的宣传标语游行区内各街巷，并向行人发送传单。
[36]
种痘在民众中得到较快普及的原因，除了有传统的影响之外，免费种痘的施行是有力的推手。
在中国，官方提供免费种痘最早开始于1870年的英美租界，工部局开设疫苗接种门诊，每星期开放两个下午，但很少有人自愿接种，以致工部局一度为愿意接种牛痘的儿童发给奖赏。
[37]为了广而告之，1877年3月12日至5月5日，《申报》上整整一个半月都登载了工部局的《招种牛痘示》。
[38]法租界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其曾于1873年在《申报》上连续41次刊登了同一内容的接种牛痘广告：“施种牛痘：大法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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