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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卫生局在各要衢、牌坊、门洞张挂大型布制标语，散放的传单纸张、色别不同，文字简短，种类多样，还印制浅显文字及附带图画通告20万张挨户送达。
[125]卫生展览在中山公园和民众教育馆分别进行，中山公园的展出规模宏大，分五组进行，第一组在水榭，分为环境卫生、卫生习惯、营养食品和妇婴卫生等四个展览室；第二组在春明馆，为饮食卫生与制造的关系展览室，展品为本市各大饮食品制造商送来的制造程序、模型和样品；第三组在碧纱舫，为通俗卫生图画展览室，展出各中小学校学生绘制的卫生图画数百幅，以及各书局所送的卫生图画多种；第四组在卫生陈列室，为生理与病理展览室，分为生理、病理、花柳与医药四部分；第五组设在中山堂，为卫生行政统计图表及照片展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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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举办的卫生运动有时还为配合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将时间安排于特定的日子。
1936年北平市卫生局将灭蝇运动的日期定在5月30日，这天正是“五卅惨案”
发生第十一周年纪念日，当时的北京已处于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民众皆有亡国当头之忧，而此时市政当局的这个举动，明显借举办卫生运动，有意淡化5月30日这一天的政治含义，同时压制民众的反日情绪，让时人不得不怀疑其有“睦邻”
之嫌。
[127]政府人为地将卫生运动与反帝纪念日相结合，欲以卫生运动替代政治运动，但这一企图明显未获成功。
卫生运动只是在短时间内集中进行，容易流于形式。
由于政治仪式在历次卫生运动中都是重要的内容，如在北平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上，展览会、灭蝇庆成会以及清洁运动大会上，均须将固定的程序依次演示一遍。
[128]因此卫生运动的效果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有论者对北京1934年以前的卫生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以前的清洁运动，重在形式方面，各机关派员凑一凑热闹，游一游高路，就算了事，究竟市民是否明了清洁真义，是否都能身体力行，那是不问的，这样有名无实举动，不但虚费金钱，反而暴露都市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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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但“要想使大家个个知道卫生的重要，自非有一种机会给大家去体察不可”
[130]，每年规律举办的卫生运动毕竟给予了市民一个全面认识和接触卫生的机会，形式多样的活动也有利于提高市民的兴趣和接受度。
因此，卫生运动使卫生知识逐渐为民众所注意和接受，并广泛出现在市民的社会生活中：“二十年前，卫生两个字是非常新的一个名词，但近年来则不然，卫生两个字，已经在社会里普遍的应用了，像卫生粥店啦，卫生理发馆啦，卫生浴室啦，都拿卫生两个字，作为标榜，吸引顾客。
可见卫生二字已经深入民间。
人民也很欢迎他。”
[131]
节日不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是集体确定的活动。
近代的节日多不是自发形成，而是社会集团有意识地对民众进行社会教育和控制的产物。
卫生运动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律，尤其是官方的卫生运动每年定时进行，并特意选择在民众进行公共活动的地点，各种宣传活动也力求丰富，注重表演性和趣味性，有助于加深卫生知识和世界时间在民众生活中的影响力。
在民间和官方的共同推动下，卫生运动逐渐具备了节日的形式和内容，最终在市政机构的主导下，以卫生运动大会的模式，完成了卫生“节日化”
的最后一步，这也正与官方推行政治化节日的企图相吻合。
卫生节日的产生，体现了卫生活动在时间上从零散、偶然到定期、规律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卫生知识与世界时间的紧密结合。
卫生节日构建了日常生活中的特别事件，虽然间隔的周期较长，但延展了每一次事件的持续时间，以多样化的内容和大容量的信息向更大范围的人群推广，推动社会形成了共有的时间周期，并通过仪式造就稳定和可预期的社会秩序。
民间团体创设卫生节日的首倡之功不可没，官方采纳了其诠释方式和组织形式，并运用行政权力将卫生节日的模式进一步完善，从而将社会运动纳入政府主导，民间的卫生运动也被整合到官方的框架之中。
因此卫生节日从民间组织到政府设计的发展历程显示出两者前后承继的关系，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相异之处。
民间组织的卫生节日本意为普及近代的科学观念、推广文明的生活方式，广大民众是否认可决定了其成效，因此娱乐性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更多地强调。
政府作为运动中的后来者，以标榜进步、代表国民的姿态接过主导权，其仪式上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性，反映了政府主办卫生节日的目的主要在于确立官方的政治威信、灌输官方的政治意图，以及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
同时出于对民众娱乐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的目的，卫生运动中的娱乐性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认可和继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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