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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士对这种以戏剧宣传卫生的形式非常赞成，但也指出了剧中的不足，尤其是注血并不是直接用针管扎进甲的手臂取血，再扎进乙的手臂输血的表演错误，并提出了建议，以验血、消毒和注射等身体动作，分别代表救国的几个步骤，使话剧的表演更为真确合理。
[21]这部话剧充分运用了卫生的隐喻，使人感受到卫生知识的积极效用，以及其与救国的密切关系。
总之，在卫生表演中，表演者的身体高居台上，以教育者和宣传者的姿态，将卫生常识转化为肢体语言，将卫生理念蕴含于故事情节，台下的观众或为猎奇，或受感染，表演能对其心理施加一定影响，但转化为行动力的意愿不一定很强烈，且参与和观看卫生表演者多为社会中上层人士，以及受过一定卫生教育的学生和工人，反响虽然良好，但普及面较小。
社会力量是卫生表演的主要推动者，基督教团体、医卫工作者、学生群体和工人群体是卫生表演的具体实践者。
官方在卫生运动中将卫生表演纳入其中，并作为重要内容，体现了其努力整合社会资源的企图。
卫生表演主要于室内进行，而在室外的卫生游行中，身体卫生的展示得到了集中且大规模地运用。
20年代以后，卫生运动成为卫生宣传的重要活动，卫生游行是其中的内容之一。
1924年，在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举办的卫生运动大会中，北城交道口服务团结队游行，由乐队开道，崇实小学学生手执旗随后，经过北城的主要街道，一路宣讲。
[22]1925年，在北京全城开展的拒毒运动中，起初曾拟议在游行中由一部分人化妆成烟鬼末路的种种怪状，但由于警方不许集合游行，最终仅有民国大学学生进行化妆讲演；在运动当天，在几大城门及各繁盛冲要之区均有讲演团分布，其手持小旗进行劝告，引来观者填街。
[23]官方对民间团体组织的游行活动限制较多，以致游行活动在民间卫生运动中很少得以进行。
2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卫生宣传工作的开展，采纳卫生运动的形式，并且将游行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卫生运动大会施行纲要》，其中规定：“参加大会的人员均须手持帚簸等项用器连同清道队举行大游行大扫除。”
[24]官方将游行的身体展示确立为常规的卫生宣传手段，参加者以一定程序的仪式化身体语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卫生的注意，并模仿和施行。
这种形式让人联想到古代皇帝在春分亲耕的“藉礼”
[25]，两者都是以象征性的仪式显示出国家对某一主题的关注。
在1928年12月15日北京举办的清洁运动大会上，各行政机关、民间团体、学校及清道人员等一万多人齐集天安门，每人拿一把扫帚，或是毛掸、拖把。
[26]在一系列政治仪式后游行分三路进行，前有洒水汽车和马车，以及军乐队开道，市长、各机关领袖、各局职员、各校学生以及各团体均执笤帚象征性扫街，并高呼口号，后有清道队携带工具切实施行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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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北平清洁运动大会
资料来源：《世界画报》，1928-12-23。
1934年起各地纷纷开展新生活运动，游行的方式被普遍使用，形式更为多样。
如1935年举办的拒毒宣传周进行了全市化装巡回表演，军警押同各吸毒犯游行全市，并组织宣传队随同讲演。
[28]通过展示不卫生的身体，对观者形成心理上的震慑，配合卫生的宣传，双管齐下。
1936年4月15日，在清洁扫除运动大会的游行中，清道夫持清洁工具，推秽土车，并唱清洁歌，清洁歌的歌词为：“起来早，把地扫，清洁运动不在今朝，处处干净，心里也牢靠，不让他们外人说我糟，清洁运动高，干净多么好。”
[29]1937年，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首先进行了清洁检阅，受阅者采分列式，“步伐齐整，精神奕奕，警役均着卫生局所发之新夏季制服，行至司令台时，均向检阅官行注目礼”
，检阅完毕后开始游行，从天安门前出发分三路游行，每至一处即举行扫除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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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卫生游行与卫生表演具有相似的功能，都能够通过身体的展示传递动作、表达含义、渲染同情，但两者的影响范围不同。
相比于卫生表演较小的普及面，在卫生游行中，游行者与观看者均处在开放式的城市空间里，影响能波及社会各个阶层，有效扩大了宣传面。
但程序化和仪式化的动作缺乏感情上的冲击力，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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