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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孝辉认为，古代几大农业文明的衰落都是由于自然系统的衰落，人与周围环境的生态平衡破坏而导致的结果。
可是历史上的生态破坏毕竟是局部的，此地破坏了，彼地仍然良好，因此文明的消逝也是局部的，此地的文明衰落或覆灭了，彼地仍会产生和发展出文明来。
然而当代的问题不同了，无论是生态破坏，还是环境污染，都是全球性的。
因此全球环境的恶化必将对世界文明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
解决环境恶化的关键在于人类应当正视自己的行为所招致和可能招致的环境后果，并对大自然的逆变肩负起不可推脱的责任。
为拯救世界和人类自己，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均需进行一场深刻的环境革命，这样才能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途径，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互不损害、共同繁荣、以环境保护为旗帜的人类新文明——这就是生态文明。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到的最早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是，199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张海源著的《生产实践和生态文明》。
该书应是我国最早的书名包含“生态文明”
的一本书。
该书把环境保护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作者在引言中说：“根据环境污染的现实，保护环境已成为每个国家的政府、社会公民共同的紧迫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和结果就是建设现时代的生态文明。”
该书声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建设及为何能够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但没有仔细界定何谓生态文明，谈论的主要是生产实践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故该书还不是专论生态文明的专著。
最早的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应是1999年出版的刘湘溶编写的《生态文明论》。
该书认为，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
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总对策。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文明的全面变革，它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主体的自觉选择，既是我们所憧憬的理想境地，又是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
我本人于1987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那时第一次读到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
的论述，为之深感震惊。
我在1996出版的《人类的家园》一书中着力论证，现代工业文明已陷入双重危机——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这两种危机是内在相关的，正因为现代人失去了精神家园，才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正因为人们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人类才深陷生态危机而不能自拔；人类必须重建其精神家园，才可保住地球[2]。
在《中国应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做出较大贡献》（《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我认为：“人类文明必须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才不致因过分‘发达’而自毁。
现代人类文明是重物质轻精神、重智轻德的文明，正因为如此，现代人类文明才表现出种种病态，有强大的力量而无使用自己强大力量的智慧乃是种种病态之一端。
人类须走向精神与物质并重、德与智并重的境界，文明机体才能达到高度健康的水平。
中华文明不必在现代性的框架内与其他文明一较短长，但可为走向生态文明、走向精神成熟而为人类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叶平教授也是我国较早研究生态伦理的优秀学者。
他在《生态哲学的内在逻辑：自然（界）权利的本质》（《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中说：“生态伦理学扩展了利益的概念。
所谓生物利益，是指在地球生物圈社会中限定的（利益），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利益。
承认生物的利益就要改变传统的只有人才有利益的观念。
这是人类生态文明的新进展。”
国外也有零星的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教授费切尔（Irischer）在《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最初发表于《宇宙》英文版197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人们向往生态文明（ecologicalcivilization）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文明与舍尔斯基所说的技术国家不同，是以设定有一种自觉地领导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体为前提的，达到这种文明要靠人道的、自由的方式，不是靠一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生态专政服务的专家来搞，而只靠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改变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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