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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禮樂和教化論。
另一派漢儒，認為政治最大責任，在興禮樂，講教化；而禮樂和教化的重要意義，在使民間均遵循一種有秩序、有意義的生活，此卽是古人之所謂「禮樂」。
在此點上，西漢中葉以後的學者，頗不滿於漢武帝之郊祀、封禪種種奢侈的浮禮。
此等乃對上帝、對天，而非對民眾、對人；一虛一實，一恭儉一驕奢，意義迥殊。
要達此境界，不僅朝廷應恭儉自守，又應對社會一般的經濟不平等狀態加以調整。
武帝對當時社會經濟不平衡之狀態，並不能有所矯救。
特以對內、對外浪費無度，使社會一時走上共同破產而已。
經昭、宣之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復蘇，如閑日之瘧，舊病後發。
故當時學者，頗主還複王朝之恭儉，而轉移目光，對社會經濟有所整頓。
此派理論，亦遠始戰國晚年之荀卿。
如其禮論篇即可為代表。
惟禮論並不主帝王之恭儉，是其異。
直至漢儒賈誼、晁錯亦時言之。
董仲舒，董氏大體為齊學，而議論有近儒學處。
下及王吉、貢禹等皆是。
前一派於漢為「齊學」，後一派於漢為「魯學」。
皆先秦東方學之傳統。
齊學恢奇，魯學平實，而皆有其病。
齊學流於怪誕，其病在不經。
魯學流為訓詁，其病在尊古。
立論本意非不是，而不能直湊單微，氣魄、智慧皆不夠，遂不足斡旋世運，而流弊不免。
王莽的受漢禪而變法，卽是此兩派學說之匯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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