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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拥有与放弃的统一，“主体性”
与“可能性”
的统一，是具体主体在具体多样可能性之中对自身构建及其与外界的关系的具体持有或放弃。
构成选择的基本条件有两个。
一是人的主体性。
选择是主体所进行的选择，没有主体性、主体能力也就无所谓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区别于命运。
命运也就是环境、条件对主体行为路径的唯一性决定，其本质也就是存在于其中的主体对自身构成及其与环境关系的不可选择。
二是路径与条件的多样性、可能性。
没有情境、语境本身等客观条件的多样性、可能性，同样也没有选择可言。
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区别于抽象自由，选择总是在既有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现实关系中的选择，其本质是从条件现实对自身未来的有条件的构建。
选择是观念选择、制度选择、行为选择的具体统一，文化选择与历史选择的统一，人本性与情境性的统一，主体利益与主体责任的具体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具体统一，价值性与规律性的具体统一。
一方面，作为选择，也就是主体从自身理想出发对关系所进行的现实取舍与未来构建；另一方面，选择的过程总受到各种复杂条件的制约，主体在获得成就的同时，也总会付出成本与代价，且其结果往往是对原有理想的转换甚至放弃。
一方面，选择是一个以主体价值为目的的主体行动过程；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只有符合规律的选择才能真正现实化。
选择本身具有具体性、过程性、复杂性。
自觉、全面地理解选择本身，是构建深层发展伦理学的一般本体论基础。
第二，深层揭示现代性的可选择本质。
一方面，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规律的强制性。
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制化、全球化等为重要内容的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内容。
另一方面，现代性又具有深层多样性、选择性，是一个具有多种可能的过程性实践，其具体实现方式、发展路径、构建形态都是多样性的、可选择的，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绝对的一元现代性模式。
对现代性的本身的多样性、可选择性，诸多学者从不同视野进行了研究。
比如，在《比较政治学》中，劳伦斯·迈耶等反思了现代性的制度形态的多样性、可选择性；[11]在《文化人类学》中，哈维兰反思了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基础的多样性、可选择性；[12]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芬伯格反思了现代性的技术基础的多样性、可选择性。
[13]
我们认为，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发展也就是现代性的推进，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现代性的精神本质、伦理转换实质，就是从“命运”
走向“选择”
；从被外在于人的自然、宗教等所决定的被动的“命运”
阶段，走向以人的能力为基础的自主的“选择”
阶段。
也就是说，“可选择性”
是现代性的核心特性。
明确现代性本身的可选择性，是构建深层发展伦理学的社会存在论基础。
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思、确认现代性的可选择性。
第三，深层揭示伦理标准本身的可选择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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