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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驻守的地方又是蓟门，蓟门为明朝的四大防区（宣、大、蓟、辽）之一。
因为太重要，所以高级军官多，戚继光的四品衔根本排不上号。
在这里，戚继光只能巡哨。
指挥军队，那是领导的事；站岗放哨，那是士兵的事。
戚继光的日子不爽，好歹轻松。
业余时间里，戚继光没有打牌、喝酒，而是认真地写了篇专业军事论文，对明朝的边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
明朝的武将多是大字不识，戚继光的这篇《备俺答策》，引起了兵部官员注意，发表在兵部“内刊”
，供京师一带的守将学习，戚继光很是风光了一阵。
但红了一阵，就再也没有下文。
几乎白白混了三年，边境形势趋缓后，戚继光重新回到了山东。
五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山东总督备倭。
这个时候，明朝的“南倭”
形势明显压过“北虏”
问题。
正是由于“倭寇”
问题的升级，戚继光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倭寇的面目
中国的“倭寇”
之患由来已久，十四、十五世纪日本进犯朝鲜半岛，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元朝曾两次攻打日本，但最终庞大的海军因遭遇台风而告失败。
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曾勾结倭寇进犯山东，但同样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大海阻隔，渡海太难了——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十六世纪出现“嘉靖大倭寇”
，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千里之遥的日本武士，为何冒着生命危险，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点生活品？这得从朱元璋说起。
明朝建立后，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亡海上，出于政权安危的考虑，朝廷实行了“海禁”
，就是不准老百姓做外贸生意，并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
不过，这个政策后来执行得并不好，“时禁时开，以禁为主”
，毕竟过去了许多年，张士诚、方国珍的那些部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
日本这时已进入“战国时期”
，哪有心思和能力到中国来捣乱，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
禁海令针对的主要是民间，蕃国到明朝“朝贡”
还是容许的，但“朝贡”
只能在指定的三个地点：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市舶司”
。
“朝贡”
几乎就是个“面子工程”
，明廷“厚往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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